李晓宁论述及演讲合集

李晓宁生平论述与演讲

李晓宁生平介绍

1954年2月16日生于江苏南京，籍贯河北霸州。

1969年入伍，服役于沈阳军区39军117；

1972—1979年，服役于兰州军区某部技侦大队，

其中72-75年就读于四川外语学院俄语系。

1980—1987年，转业后任职于国际政治学院，

后改名中国人民警官大学，现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1987年调任职于最高人民法院，

先后在人民法院出版社、人民法院报社（现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社）任职。

李晓宁同志退休后仍坚持学习，长期从事东西方思想文化与战略问题研究。

曾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邀研究员，

北京大学中国战略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CISM）学术委员会委员，

中国战略思想库专家，

著名媒体时事与军事评论员。

其间，出访各国，积极推动中西方思想文化交流。

曾任国际信息研究所副所长、

《科学决策》杂志执行主编、

央视《百家讲坛》栏目初创时期策划人、

CCTV-新闻频道《央视论坛》顾问、

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第100期演讲嘉宾，

《军情观察室》特约军事观察员，

北京卫视、天津卫视各栏目特约嘉宾，

《新战国时代》作者之一。

曾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科技大学等院校作了

《我的东西方思想方法观》、

《城市化运动与行业协会》、

《变化的世界与大学的变化》、

《大学精神与人生哲学》、

《最小维度多维元理论研究》、

《复杂系统的锁定现象论述》

等主题演讲和论述。

反响热烈，学生桃李满天下。

2008年54岁时，在高血压高血糖症状下，

用一个月零三天时间完成北京至海口3000余公里自行车独自骑行。

（一）

李晓宁：我的东西方思想方法观

——2002年8月20日演讲全文

● 李晓宁

感谢邀请。我今天讲的这个题目叫做“我的东西方思想方法观”。纵论东西方文化,有很多话要说的，其中最重要的是东西方的思维方法。有人会说这个题目太大了。我觉得这个“观”指的是对某种事物的全面看法，每个人都有。当然，不只是一个部分的看法。东方人与西方人思考问题的方法很不同。

这么多的学科里，有一个共同的问题，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方法问题。有些人跟我开玩笑，说你搞方法论，其实是因为你什么也研究不了，所以才去研究一些别人也说不清楚的东西。这虽然是个玩笑，也说明了方法论很不好研究，不容易出成果。

我经常在想，既然大家都是猴子进化过来的，为什么山那边的猴子经过发展，就可以坐上宇宙飞船到月球上去了，而山这边的猴子却一直在刀耕火种？人类的进化怎么会如此不同？为什么西方人用字母记载他们的思想，很少几个字母，很方便，你一下午就全学会了。而中国人呢，一笔一划地学汉字，要学很长时间。《新华字典》上的6000多个汉字还不见得能认全了。我上了大学（外语学院），1972年，学的专业是俄语。学外语一开始就要学习严密的语法。学汉语时，谁也不太注意语法。学汉语不懂语法没大关系，只要能明白意思，我们就可以交流。什么主语、谓语、实词、虚词、主句、副句，不一定搞得很清楚。可是你学习一门外语（我指的是欧洲语言），会发现，如果不懂语法的话，你就根本不能开口说话了。这种发现对我很有启发，同时想到这与思维方法可能会有很大关系。

从历史发展来看，西方人思想方法的基础是希腊时期创立的形式逻辑思维体系。对此有很多研究。但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始终无解：形式逻辑这种思维方法是怎么产生的？另外由此产生了很多连带问题：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形式逻辑的一整套思维体系呢？为什么在欧罗巴这个半岛上面出现了如此灿烂的西方文明呢？而其他地方没有出现同样文明呢？这些问题，尤其第一个问题，一直在困扰着我。通过长期思索，终于想明白了这个问题。所以今天到这里和大家做个探讨。人们经常研究形式逻辑本身，对形式逻辑的起源问题研究的很少，我今天就试图对形式逻辑的起源问题作一个说明。我觉得这是东西方思想方法比较异同的核心。我的主要观点17、8年之前就形成了，但总觉得自己的理论不是无懈可击的，一直在不断求证。很多重大的新理论，最初都是十分粗糙的。好比莱特兄弟发明的飞机，一开始也就飞个十几米高，漏洞百出，跟现在的F16是没有办法比。但那毕竟是飞机，不是马车。我觉得一切创新的东西开始时都是如此。这是我一生研究最着力的地方。

言归正传，我来说正题。

人的思维是依靠语言来进行的，没有语言就没法思维。语言不同就造成了思维方法的不同。可以认为语言是思维的载体，同是语言本身也需要一个载体，就是文字。人是一种有传承性的动物，今天我在这里摔了个跟头，我就会提醒后面来的人，不要在这儿摔跟头了。这种传承就需要语言来完成，语言不好记录，就需要用文字来记载，文字就是语言的载体。当然，在这每一次的转换记载方式的过程当中都会造成一定的缺失。比如我们头脑里想的很多，但我们说出来的就少多了，同时有些思维也不好表达。我们经常说“不可名状”、“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说的就是这样的情况。那么，语言变成文字的过程同样也是有缺失的。文字更加简约，简约就有损失。文字又要有载体，那就是石碑、羊皮、竹简、泥板、纸莎草等等。我渐渐发现，这些载体是对文化发展模式影响极为巨大，成为有锁定性的要素。当然不是说这些是唯一的原因，但是影响是极其巨大的。

人类文明早期使用的记载符号都是比较形象的东西。比如画个圆圈表示太阳，画个方块表示桌子。中国有象形文字，印度、两河流域也有，埃及、玛雅人、阿兹特克人都有。我国云南的纳西族现在还在用古老的象形文字―东巴文字。而西方呢，很早就开始用字母来记录语言了。

现在来看一下世界地图，可以看到在尼罗河流域平原和两河流域之间的美索布达米亚平原，这两个地方是灌溉条件很好、气候湿润、很适合人们居住。这两个地方都很早就出现了文字。尼罗河流域使用的是象形文字，两河流域开始也是象形文字，后来就转变成了楔型文字。复旦大学研究世界语言文字的周有光教授把楔型文字叫做“钉头字”。两个地区的文字比较起来呢，两河流域古巴比伦这边的 “钉头字”更为抽象一点，在《汉谟拉比法典》上面就可以看到。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记载这两种文字的不同的载体。 尼罗河流域那个时期的文字载体主要是“纸莎草”，现在我们可以在美术馆里面可以看到埃及纸莎草的画。那个时候却是贵族使用的比较多。同时呢，还可以把文字记载在石壁上。两河流域文字的载体则是泥板。我们可以看到每个民族都在选择自己最方便的、最容易取得的、也最便于传输的文字载体。再举个例子来说，缅甸文字，好像是转着圈儿写出来的。那是因为他们的文字是记载在芭蕉叶子上面的，如果横竖那么写的话就会把叶子写破了，所以只好顺着叶子的纹路转着圈儿地写。载体决定了文字的形态和书法。

为什么单把这两个地方拿出来做比较呢？有人说西方文明孕育在希腊，其实不对！西方文明孕育在今天的亚洲和非洲，就在尼罗河流域和两河流域。公元前几千年这两个流域之间人类活动主要有两种形式。一个是“贸易”，一个是“战争”。我跟你实力差不多的时候，我就和你贸易。如果我们两个实力相差很悬殊，我比你强得多的话，我就直接到你家里去抢啦，发动战争打垮你。通过贸易、战争，人们就开始有了大量的交流。交流就需要一个介质――语言，一种通约的语言与文字。你说的话我听不懂，怎么交流呢？还有计算，有贸易就要算帐，算帐也要有通约的方法。这都是十分重要的。在战争和贸易的过程当中，总是文明比较高的人群的文化象水一样流向较低的人群那里去，无论谁是胜者。比如说，你吃熟肉，我吃生肉，无论谁打赢了，吃生肉的那一方都会学习吃熟肉的。

象形文字很复杂，符号很多，很不容易学会，需要长期学习。这时就出现了一个“书吏阶层”，就是那些会使用这些复杂符号的人。这些本领不是每个人都有学到的，这些书吏一般都是首领的近亲或者祭司。学习书写需要长期训练。书吏是个很好的饭碗，所以是嫡传的。

这个时候呢，在小亚细亚出现了一个商业民族――腓尼基人。就是这些腓尼基人创造了欧洲文明，给这个世界带来了光明。他们是一个商业的民族，这一点和我们中华民族是不一样的，我们是一个农业民族，自古以来全民族经营商业的时候几乎没有。但是腓尼基人却是一个十足的依靠商业的民族。他们不怎么种地，也不打鱼，就是纯粹的从事商业，也就是我们说的“二道贩子”。他们在美索布达米亚和尼罗河流域之间从事贸易，就需要他们对于两边的语言和符号都能掌握。由于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两边的文字载体要么不便携带，要么非常昂贵――没有方便的载体,只好简化记载符号，用口述来记载发生过的事情。腓尼基人回旋于两大文明区域各个民族之间，为了使语言通约，他们的首要愿望就是将这些语言和符号简化便于传输与学习。一种简单的表音方法随之诞生了，这就是腓尼基字母。在西方的传说中，是腓尼基的一个木匠发明了22个腓尼基字母。我们看这22个腓尼基字母，有些和现在使用欧洲字母还很相像的。比如字母“A”，它像一个牛的两只角，原来是朝上面的，后来希腊人把它换了个方向，角就朝下了。那个时候腓尼基人认为在一个家庭里面牛是最重要的，所以把A排在首位。

但是一旦变成了字母之后这些最初象形的意思渐渐地就不重要了，而表音的功能加强了。 记录符号高度抽象化了，就势必需要一个非常严密的语法。如果没有严密的语法，那么这些字母就会变得没有意义，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我们中国人说一个人没有文化，我们说他“不识字”，而俄国人说人没有文化的话就说Неграматный，“不懂得语法的人”。我们中国人不懂语法的人多了，如果要仔细考考在座各位汉语语法的话恐怕都要考倒了。汉语语法中，关于副词是实词还是虚词都存在争论，北大认为是虚词，复旦就认为是实词。因为我们中文没有一个十分严密的语法体系，我们的语言是粘着式的，模拟式的。可以说，严密的语法产生是形式逻辑产生的一大土壤。形式逻辑说到底是“谓词逻辑”，什么“是”什么，什么“不是”什么，关键就在于这个“是”和“不是”。有了严密的语法，这种谓语逻辑才有存在的可能。这种字母的抽象化带来的严密语法，形式逻辑才继而产生的。抽象化带来的直接后果是西方文明的强烈的“归一性”，把很多事情推到极致的结论，正是这种抽象化的西方文明为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启示。没有这个开端，就没有牛顿，就没有科学，以及后来发展的灿烂的西方文明。这一点是要牢牢记住的。当然，逻辑是有悖论的，这一点我们稍候再说。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西方文明在近代之所以超越东方文明走在世界的前端，是因为两个原因：第一就是在很早的时间，亚里士多德建立就起来形式逻辑思维体系，第二就是近代的实证主义发展。可见形式逻辑的重要性，要是没有形式逻辑的话，实证主义怎么证明呢？

说到这儿呢，大家可以看看从英国带回来的罗塞塔石碑的模仿物（出示）。这个上面的文字呢，开始很多西方的学者也无法破解，因为非常的复杂。这个石碑上面的文字分为三个部分：上面一层是埃及的古老的象形文字，中间是早期埃及文字的手写体，下面一层是古希腊的文字。很复杂。1799年拿破仑的军队打到埃及时，距亚历山大城56公里有个叫罗塞塔的小镇，战士挖工事的时候看到这块黑色玄武岩石碑，当时的领队军官叫做布查尔，他认为这块石头很重要，交给了拿破仑。拿破仑军队出征的时候，曾随军带了150人组成的学者团队，有考古的，考察天气的、植物的等等。我们现在打仗不知道会不会带着社科院去？结果呢，这些学者一鉴定就发现了这是很有价值的东西，当时就送回法国了。正是因为那三种递近演化的文字，使后来的法国学者商伯良破译了这块碑的铭文。无独有偶，在伊朗的贝希斯顿村，也发现了同样形式的摩崖石刻，包括了古波斯的文字、古代的楔型文字和古阿拉伯的文字。从这就看出了象形文字到抽象文字转化的过程。罗塞塔石碑现在存放在大英博物馆的埃及厅，是那里的镇馆之宝！西方人认为文字的、思想的东西是最核心、最有价值的东西，比其它的什么金子、大帆船这样物质化的东西更有价值。

腓尼基就在今天的以色列、黎巴嫩的位置。需要语言的简化和文字的变化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原来的文字是写在泥板上的，运输起来很不方便，学习起来也很复杂，有碍于贸易的进行。所以只能口述。为什么会很多民族有史诗就在于此。因为没有足够的载体，就只能口述，只能用歌唱的形式来记载历史。我原来接触过黑龙江省靠边境的哥萨克人，夜晚休息时他们经常点起篝火，在一起唱，唱历史。常常是一位老人唱着唱着忘了下面的词儿了，别的老人接着唱，经常是连续几天几夜地唱。我才明白，原来史诗就是这样产生的。戏剧的起源也是由此而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古老的时期，欧洲地区的史诗是很发达的，原因就在于这种口述记载历史的方式。

字母化以后，两河流域与尼罗河流域的书吏就没有那么强的垄断性了。

说了这么半天，那个时候我们中国人在干什么呢？中国人早就找到了自己的文字载体了。中国当时多的是森林，还有很多竹子。木牍出现在竹简之前。现在有两个词儿可以看出来木头和竹子的地位，一个是“出版”的版，这是当时指的木板，后来用石板；另一个是“简单”的简，指的是竹简，这些词都是有原始意义的。中国古代的甲骨文、钟鼎文都是祭祀文字，不是日常使用的，多用来记载一些警喻性的话。比如北大同学喜欢说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就是商汤铭刻在洗澡的“盘”上面，用来警示自己的。我们很早就有了很方便的载体――木椟、竹简，致使我们的象形文字没有高度抽象化。

中国的史官出现的很早，他们就是书吏。他们专门记载历史，记载军国大事。由于没有字母化，他们一直有饭吃，以至于后来成为了一个重要的阶层――士。所以，中国的历史不需要用歌唱的形式来记载，所以就没有史诗。早就有专门的史官来做这个事情。顾准先生就说过中国文化是史官文化，判断准确。中国的诗歌走向抒情的道路。有人说《孔雀东南飞》《长恨歌》是长篇叙事诗，其实主要部分还是抒情的多。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诗歌的抒情都没有中国的诗歌抒情这么方便，中国诗歌的抒情实在是一绝，一句话有很多种意思。怎么想怎么有味儿，怎么看怎么有意思。当然，我这里说的中国的语言，指的是中国的文言文，不是现在的语言，现在的语言是欧化的汉语。

那么话说回来，西方人讲话要用语法，我们中国人依靠什么呢？我们有自己的想法，是上下文模拟的。举个例子来看，我们来看看这个“察”字。左边是肉月，右边是一只手，手托着肉是什么呢？祭祀！上面有个“宝盖”，三尺之上有神明，神在看着你有没有好好祭祀，这就是“察”！我们现在说“检察院”、“察看”就来源这样的意思。这种例子非常多，举不胜举。中国人喜欢讲典故、讲成语，喜欢隐喻，这既是中国的优点也是弱点。逻辑的东西是可以被抽成很单纯的一维的东西的，而中国的这些隐喻的东西却是多维的、多元化的。还是这个“察”，神明看着你手捧着肉的祭祀，这里面的含义是远远丰富于那个由几个字母组成的“察”的。这就是一种中国式的“元”，最小维度的多维元。

古希腊一开始就有亚里士多德这样的集大成者，写出了《工具论》这样的著作。可惜我们中国人学西方学了这么多年，直到一九七几年才把《工具论》翻译成了白话文，在此之前仅有文言文的片断。文言文和白话文是不一样的，我以前小时候看福尔莫斯的侦探小说，是文言文的，写什么“某黑衣女侠逾垣而入”（笑）。很像金镛小说。《工具论》真的是一部核心的著作。蒲柏说牛顿给世界带来了光明，我觉得更应该说亚里士多德给世界带来了光明。

人们一讲到罗马、中世纪的历史就想起“黑暗的一千多年”，别的就不知道了？既然能黑暗了一千年，就有它存在的道理的。形式逻辑在罗马帝国、中世纪产生了非常重要影响。影响最大的一个是罗马法，一个是基督教神学。法学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是什么呢？是如何界定，如何认定。什么是犯罪，什么是没有犯罪，界定推断就要靠形式逻辑。罗马法建立了一种通约体系。如果没有形式逻辑思维体系的基础，建立罗马法是不可思议的。有了罗马法，才产生了真正意义的国家。我在人大法学院演讲的时候说，你们研究法理学的，不要总在技术层面做研究，应该更注重更基本的方法，那就是通约的界定。语言与逻辑是分不开的，语法和修辞是很重要的。早期的大学是没有工科的，主要的学业是修辞学、语法与逻辑。那时的学者著作之所以条理分明、朗朗上口，就是因为他们这三门功课功底十分的深厚。

基督教是一神教，它的神学原理强调神的唯一性，这是与形式逻辑的排中律分不开的。人赖以生存的两种基本优秀品质，一个是善良，一个是聪明。西方主要有两大文明起源，希腊文明解决了聪明的问题，希伯莱文明解决了善良的问题，把两者结合起来将会更有意义。基督教发展到保罗时期，神学家就用形式逻辑来论证了上帝的伟大和基督教理论的合理性。彼得创立教会和保罗创立宗教理论都依赖了形式逻辑。

当然，我们说逻辑有很多好处，但逻辑也是有悖论的。著名的芝诺悖论，假设你要跑100米的距离，在逻辑上可以看成每次跑掉剩下的二分之一，在逻辑上会有一个无穷小，由此推出你永远也跑不到终点的结论，但是事实上这种现象是不存在的。逻辑并不能完全准确的表达生活，因为有悖论。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西方有一群人是不完全靠逻辑生活的，那就是工匠。第一线的实践者都不能全靠逻辑生活的。古希腊知识分子是喜欢空谈理论的，到了15世纪以后，后来知识分子慢慢的开始喜欢动手做东西了，比如达·芬奇，伽里略等。工匠传统和喜欢逻辑思辨的的知识分子传统结合，促使了科学的发展。公元前300多年的时候，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亚里士多德的和欧几里德创立了“通约”的概念。如果对通约没有基本判断，就没有后来的这些发展。

因为有悖论，形式逻辑所推导的理论就不是万事皆准。西方有些人就想克服形式逻辑“刚性”的毛病。说到这儿，应注意一个国家――英国。还是商人走在前面，首先说新教，新教特征是什么？两个字，“分裂”，分裂带来了自由，自由使的商业迅速发展。格雷山姆学院是商人出资，重于教授航海术、望远镜等等有利于航海商业的科学组织。后来成为英国皇家学会。工科专业教育其实就是应商人的需求创立的。英国重商主义就是重视商业需求，就是购买者需求。英国皇家学会是商人和科学家的组合。而在欧洲大陆，巴黎科学院则是皇家豢养的，只研究一些皇帝喜欢的东西，例如皇家喷水池怎么才能喷得更绚丽多彩以博得皇帝的欢心，等等。皇帝和人民喜欢的事物是不一样的。工业革命之所以产生于英国，就是这个原因的。英国出现了培根、达尔文一大批科学家，出现了归纳法、进化论，也是这个原因。就是讲实践，不太受逻辑体系的束缚。英国其实和欧洲大陆很不一样，包括语言，英语和欧洲大陆的其他语言不一样，反而和中文的思维方式比较接近，没有那么多的限制。法国革命、俄罗斯的1917年革命、中国的革命，基本上走的是暴力推翻政权的道路。而英美则是改良为主。英美和欧洲大陆法律体系都很不同。有人说为什么美国在短短200年之间赶上了欧洲大陆？我认为实行判例法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判例法纠错能力强。一百年来，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很多人总想学欧洲大陆思想，学所谓的“大道”，认为英国的经验主义哲学、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是小“道”，其实应该重新认识了。没有绝对的上位真理概念，只有在实践中得来的经验才能逼近真理，这才是最宝贵的。面对多维的世界去全心地感受，象中国禅宗的方法。

我们再来看看中国的“中世纪”，汉朝在汉武帝之前是尊黄老的，黄老的道和孔子的道是不一样的。老子说“大象无形”，“道可道，非常道”，这是不好把握的。孔子的道就不一样，是有形的，入世的，可控的。比如一个人对父母应该如何，对兄弟应该如何，这是可以遵循的，可以模仿的。中国从没有什么“儒商”的，要做儒就不能经商，否则就不让你参加考试。在汉武帝时确立了儒家的主体地位。当时为什么不选择其他诸子百家的思想呢？大家看，如果选老子庄子，可以任意思想，没谱，怎么管理国家。墨子的思想说兼爱，世界充满了爱，那怎么惩罚坏人呢？法家不讲人情，到最后连商鞅无处躲藏，落得个五马分尸。中国人讲究的是“合情合理”，不仅仅是“合理”。儒家作为统治思想，刚柔相济。一般人只看到儒家仁爱的一面，其实儒家并不软弱，儒家也常动刀子杀人。孔子只当过一个大官，不是教育部长，而是公安部长。杀过他的竞争对手少正卯。

我们说“士农工商”，士来源于书吏，因为识字，这就使得他们有了很高的地位。士是官的预备役。四大阶层当中可以与之争天下的只有“商”，（我认为中国唯一一个重商的朝代就是商朝。）国家的经济命脉由谁来掌握呢？这是一个大问题。于是在汉朝就有盐铁由谁来经营的大争论。结果是经营权落在“士”的手中，也就是说落在官的手里。这些人办事情的出发点在于满足皇帝的需求，而对民众的需求不甚重视。这就导致了长期的经营不利和出现贪污和腐败，禁而不绝。

举洋务运动为例。曾国藩在打败了太平天国之后，发现了洋人船坚炮利的好处，于是也要置办。但是交给谁来经办呢？是交给商人经办呢？还是交给官员经办？曾国藩觉得交给商人办，会使商人坐大，成为像法国王朝时期第三等级里的资产阶级一样，会给皇上带来麻烦。于是下决心交给官员办。结果呢，办的一塌糊涂，无一不贪污，无一不赔钱。这就是“以政代工”的思想。而英国呢，则是“以商代工”。我们能不能想象有一天我们的市长由商人出身的人来担当？在中国，商人一再地被贬，发展畸形，出现了像帮会这样的发展方式。近代的日本就不一样了，萨摩藩、长崎藩倒幕胜利之后，发展经济的重任政府不是交给大久保利通、西乡隆胜这样的人，而是把国家资源交给三井、三菱这样的随军粮草商人。结果呢，日本的经济发展起来了。

在这儿要说说影响资本主义的一个重大原因？贪婪、逐利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特征。古代的商人也贪婪、逐利。资本能成为一般等价物，要有通约的方法，这就是15世纪意大利发明的复式记账法，这样资本主义方可实行。复式记账法是以形式逻辑为基础的。我们中国就没有这样的计算方法，所以明代经济发展也不容易产生资本主义方式。

爱因斯坦认为中国人已经做过了所有的实验，但是为什么没有得出抽象的结论呢？他百思不得其解。李约瑟之谜也有这个意思。原因是由于我们的语言文字没有抽象化，没有建立形式逻辑思维体系，因而没有通约的推演方法和工具。我们的地理条件，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竹简使我们走了另一条路。腓尼基人因没有方便的文字载体而发明了字母，随之有了希腊的形式逻辑。我们因有了方便的文字载体――木椟、竹简保留了象形文字，也就形成了一种模拟思维的方法，隐喻的方法。没有高度抽象的推演方法，近代科学无法发展，这就是我对李约瑟之谜的解。但是中国人在中医药方面产生了阴阳五行相生相克的推演方法。也很值得研究。

到了我国的隋唐之后，佛教开始传播了。慧远和尚一开始用梵文讲经，没有人听得懂，后来套用庄子的话一解释，大家反而明白了，这叫格义连类。玄奘西天取经归来，设坛讲课，大家不懂梵文，没有人听得懂，传播不下去。后来有了禅宗，干脆就不念梵文了，一下子佛教就普及了。禅宗的核心是讲究直观，不受条条框框限制。这部分冯友兰先生的书是写的最好的，国内没有更好的了。禅宗的思维方法已经不是原始佛教的方法了，完全解脱开了。在方法论方面，甚至可以说是与其他佛教宗派对立的。这里出现了很多的优秀的知识分子，禅宗用公案来隐喻问题的实质。可见呢，中国的禅宗不是印度的思想，它是讲究典型案例的，是用比喻来论证道理的。这些比喻和典型案例里面包容了极大的多维性。

我们再看看东西方的知识分类法。在西方的图书馆里，书籍分类是很明显的按性质的划分：医学、化学、冶金之类的。这是形式逻辑内涵定义决定的，主要的方法是属加种差。而中国的分类则是根据“象”来分类的，比如《四库全书》，分为“经、史、子、集”，经是儒家的经典，子是儒家以外的各家，集是文学作品。这明显就不是按性质来分的，而是按象来分类。象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我们在机场要上厕所的话，可以看到上面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头像，而不用看下面的文字到底认不认识，这就是象的作用，工程图学就研究这些东西。现在电视特别普及，电视语言也是一种具体的象的语言，而不是抽象符号的语言。等到数百年后，电视语言发展得更加成熟了，人们再来研究电视语言的特点的话，应该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西方人搞百科全书，十五世纪文艺复兴之后，一个核心的部分就是百科全书，如果没有百科全书，对知识不进行分类，还搞什么科学？包括大学里的科系、专业都是这样，随之而来。但是也有弊端，最近，我胸疼，上医院去，我应该挂心脏科还是消化科呢？还是什么别的科？乱挂一气，医生对我说你怎么瞎挂号呢，我说我怎么知道呢？现在医生都分了科了，这科不管那科的事，我如果知道自己的毛病，我还找你干什么呀？所以说分得太细就缺乏一种综合，胸疼可能是很多原因造成的，可能是血液病也可能是某个器官的原因。

而中国哲学的核心则是“和而不同”。“和而不同”体现了自然的和谐性。我们的社会科学发展到今天，三大支柱学科是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当社会科学发现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就求助于自然科学，用统计、概率、数学模型等等来测度社会现象，有点唯自然科学马首是瞻的意思。但是自然科学的方法就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吗？我们渐渐发现不能！人类有不同的偏好，有文化的不同，不同的思维方法，不同的价值观。非洲人赚了100块钱后的消费观和中国人的消费观是不一样的，怎么算呢？是不是只有数学才能带给我们智慧？非洲人就没有智慧了？中国人有没有智慧吗？这些是不能做全称否定的。必须发扬我们自己的智慧。中国的智慧和传统到底是什么？中国人这种多维的模拟性思维将给世界带来新的光明。有人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西方人只懂得西方，中国人又懂得东方和西方，懂的人会越来越多。然而眼下，有些人学习西方有点儿邯郸学步的样子了。别人的没学会，自己的东西忘光了。

我们生活在一个技术帝国里，一切都受技术的摆布。前不久，五大会计公司之一的安达信出问题。一开始我以为是某个会计师的道德问题。后来发现“五大公司”都这样做假账的时候，我就想到，他们肯定是遇到了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了。后来研究知道了，是折旧的问题。到了30年代的时候，美国的电子产业出现了所谓的“加速折旧法”的现象。现在在高科技领域里，技术更新换代更加高速，用加速折旧都不能解决了。一个技术，收不回来成本就被替换了。制度出了问题，而不是会计师事务所想做假帐。这是什么样的问题呢？我觉得这是因为我们不顾人的需求而强调新技术的结果。缺乏整体评估的结果。事实上人类对于技术的需求是有限度的。有人发明新的牙刷，什么电动的、激光的，你把自己的牙当成什么了？这些技术的投入都是收不回来的。筷子这种技术，几千年来中国人一直在用，你如果想用一个什么电动筷子来淘汰它，你可以试试看，肯定做不到！还有一个例子，就是铱星电话，逻辑上号称无盲点，广告上表现在喜马拉雅山上也可以打，在撒哈拉沙漠也可以打，在太平洋中也可以打电话，可是问题是谁上那儿去打电话啊？我们都在居民点里打电话，在城市，在乡村，这就够了。你能够向火星上打电话去，谁去接啊？我们现在已经被技术所包围了，但是却忘了自己是谁，到底要什么了。在这点上，中国人传统的人文思想是很有益的。

现在有人在研究转基因，我们开玩笑说，这些人非要把上帝洗好了的牌重新洗一遍。我觉得，研究这个技术一定要慎重，不要大规模地搞。好莱坞的导演都比某些科学家的头脑清醒一些。那些《异形》之类或者机器人破坏人类生活的电影已经在警示我们了。我看到转基因产品信息时，就觉得很可怕，很轻率。人类刚刚玩过了原子弹，搞得人心惶惶。又开始玩生物了。这个闸门不能随便开，要时刻记得博弈的自然规律。英国人研究克隆羊，我说你们能不能再从多利羊的体细胞当中连续克隆出几代来？连续克隆十代。他们做不到！因为必然出现变异！这是一个谁都明白的道理，不用那些英国记者来告诉我们。

我们现在看看思维方法对道德的影响，看一下义利之辨。如果说，杀一个无辜的孩子可以救一万个人，那是杀还是不杀？功利主义的人就会认为当然杀，不管这个孩子多可怜，而反对功利主义的人则会认为，人生不是一次选择，今天你可以杀一个孩子，明天根据变化的功利原则不断杀人，一万个人很快被你杀光的。而且，凭什么来判断谁该被杀死呢？功利主义用的是逻辑的方法来判断，可是我们不要忘记逻辑是有悖论的。比如，老师说：一级动物是应该受到保护的，不能滥杀。可是学生说：如果我看到一只一级动物在吃另一只一级动物，我应该怎么办？中国人说：莫做心上过不去之事。这个心的标准怎么掌握呢？总之，直观与逻辑都要用的。

常说的潘多拉盒子，魔鬼之门现在比比皆是，轻易不要去动他，要明白界限。我们老说人心不古，古人都讲义气，现代人都唯利是图。其实是判断的尺度变了，以前我们判断义和利是凭借直观，后来我们就有了很多测度的工具，就生了很多功利心。

虽然形式逻辑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还是很重要的工具，是西方文明带给世界的瑰宝。中国人缺少这方面的训练。我建议，初中应该开设《形式逻辑》课，这是一门很重要的基础课。这样做可以使我们可以少犯很多错误，使我们的思维更加清晰明确。

另外，我也要说一句《悲惨世界》里面的话，富人凭借寒暑表来知道天气冷热，穷人只能靠皮肤感觉。寒暑表只能测度一维的量变，而皮肤的感受则是综合的。在绝对干燥的空气里，人能够忍受一百多度的高温，而如果空气湿度达到百分之六十，才八十度你就熟了。这说明，使你感到冷热的不仅仅是气温。除了气温以外，还要加上湿度、气压、地温、风力等等好多因素才有一个综合的冷热感受。人看世界不能仅靠一维逻辑的思维方法。我们的祖先在多维综合模拟思维方面是很多遗产的。我们应该好好发掘。希望大家多用“皮肤”去感知一下世界。

最后，东西方思维走了不同的路，但有很多是共同的，要走好结合之路。中西合璧要做到水乳交融是很困难的。首先要求我们对历史、哲学的基本观点，要做全面的审视，才能有所创造。

我今天讲的是一个问题串，好多的解我还没展开。借用比利时雕塑家盖卢瓦的话：“你看见的，是我塑造的；你没看见的，是我心中追求的。”

（二）

王志与《面对面》：电视专访节目研讨会专题

《科学决策》杂志社副主编：李晓宁发言实录

2003年06月12日

李晓宁：第一，很喜欢这个栏目，第二很喜欢王志的风格和你现在的这个趋向。苏格拉底说的，没有审视的生活是没有价值的生活，王志你现在通过《面对面》，在审视中国人的生活，你的责任重大，审视、剖析。《面对面》找谁来说，说什么？怎么说？这是一个永久的问题。

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有一部分的人群是属于被关注的人群，比如说刘姝葳女士涉及

的股市那部分，那个时期被关注，股市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不清楚，透过其中一个重要的人物，通过跟她的谈话来破解这个迷，审视股市的生活。通过钟南山，审视令我们困惑的非典型肺炎。为什么叫非覆盖性？非覆盖性就是对这件事情不确定，就像非公有经济，开始说私营经济，后来说非公有制经济，人们审视生活，寻求确定，王志就必须替大家来提，我们以前做文章，叫代圣人立言，你现在是代人们提问，因为中国人没有那么多机会来审视社会、审视生活，电视这种手段，不像文字的东西，人们要推演、想象，而电视是直接的把综合的信息表述出来，这种态度和表象也是信息的非常重要的东西。天气冷了，你们富人看看天气表就知道是冷了，我们穷人是靠皮肤，经济学家靠函数来了解社会，而一般的人是透过买菜。干燥的空间，人能忍受多少摄氏度温度，他不知道，湿度、风度、光辐射，你是爱斯基摩人，你是印度尼西亚人，人们是通过多角度来感受这个社会，而不是靠思维和逻辑感受这个社会。这个区域的重要任务，挖掘他内心实际情况的过程中间，让人们用皮肤来感受，凡是你做得好的，都是多维的、多角度的、皮肤感受的事情，使人们得到一种满足，一种了解，一种审视，而你问的问题逻辑性非常强的时候，纬度非常低的情况下，人们只知道了概念性的东西，yes或者no，那是不能得到满足的。选这个新闻时期里面，这段时间里最重要的新闻节目，我们做科技决策是做重大问题，电视台是做焦点问题，重大问题和焦点问题有重合，但是有分歧，焦点问题是老百姓能看到的，重大问题有些老百姓能看到，有些看不到。有一些重大问题是你回避不了的，比如说我们国家正在进行大量的农业人口城市化的问题，今后几十年里，不管什么时间都跑不了的，这是纲领性的问题，是非常关键的问题，我们各种各样的转制，很多很多的问题，你要列出这些重大的问题，你对这些问题有非常深的了解，你会发出象样的、准确的、适度的问，过于肤浅的问，得到过于肤浅的回答，过于深度的问，你得不到回答，你问什么是生活，没有人能回答你，你问这桌子上一瓶水吗？谁都看到了，不用回答你。

王志节目中的好的和不好的，有一个表现，比如说我们的电视节目中间，记者采访中，中国人有时候碍于面子，碍于领导关系，不好意思直接的问，都问一些东拉西扯的问题，而王志的优点在于他有非常清晰的逻辑层次的问题，一般人是经不住三个逻辑层次的问题。比如说问为什么抽烟，他说男人就是要抽烟，男人为什么要抽烟呢？为了舒服，男人为什么要舒服呢？那你滚蛋。我举这个例子，意思是说什么是信息？这个问题内涵很小，外延很大，你有时候就问接近于这样的问题。比如问一个人说，我25岁了，我想结婚了。苏格拉底说，那你就结婚吧。他说我看到你老婆把尿盆子扣到你脑袋上了，多没意思。然后就说你别结了，可是我又觉得结婚有什么什么好，那你结吧，那到底结不结呢？苏格拉底说，我也不知道了。

我今天来，耽误大家一点功夫说这些话，我以前到中央电视台跟你擦身而过，那时候我就注意到你了，不过那时候我是个小人物，希望你提问的时候，非名山不留神灵，是真佛只说家常，不是中央电视台的地方，不会有这么多优秀的人来到这里。是真佛只说家常，如果你的问题一句话使出八十个字的话，这个问题就没有办法答了，要用最少的语言，最简单的话语，揭示最深刻的道理，这是你的功夫。逻辑上强是很合理，但是合情比合理更重要，你采访牛群的过程当中为什么会出现问题呢？我想，问别人情更重要，重要的是直觉，人往往是有非常重要的和鲜明的直觉，再给这个直觉找一个道理，而不是确定一个原则，说简单一点，送你两个字，一个是元，一个是源，你现在表述的非常多的是元，你提出的时候先提出基本元的概念，由此问下去。但是更重要的是水，为什么这个事情会长成这样，为什么事情会发展成这样，不是说吕厚山是好人还是坏人，而是有一种条件，慢慢的就长成这样。探索水源的源比探索那个元更重要。俄罗斯人有非常大的特点，托尔斯泰的小说里好人坏人分得很清楚，但是契柯夫就很矛盾，这个人说不出是好人还是坏人。有些东西，我问过我自己内心，这个人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我无法判定它，但是我要把主要的事实和他的关系呈现出来。你定下了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的时候，你会损失最真实的看法。重要的是了解事实的本身，真实的故事比虚构的故事更离奇，我常常看到新闻评论部的记者非常好的事实从手边滑过，没有抓住。

我们谁能算出来刘姝葳女士会把蓝田一下子就摧毁了？想不出来，真实就是这样的，你必须探索真实，留给人们讲述真实的余地。一般的心理学讲，与人谈话的时候，一般是180度对着，这样有压迫感。一般谈话是45度角，你要诱使他说出来，比逼他说出来好得多。送你四个字，“引人入胜”，所谓胜就是美妙、玄妙，不可思议之处，妙不可言之处，你的任务就是提问引人入胜。

王志：确实，很多问题经你一提醒，我很有启发，但是你说的很多话我还要细细的消化一番。

（三）

李晓宁：变化的世界与大学的变化

——2004年3月19日在清华大学的演讲

● 李晓宁

今天我来讲讲大学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讲讲变化的世界给大学带来了什么变化。最近很多人讲大学改革问题，都是在讲大学院墙里面的事情，称之为大学内部改革。我认为大学改革是院墙里与墙外相结合的事，大学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大学的发展绝不仅仅是院墙里面的事情。其实大学从出现开始，就是和社会发展有着极深的关系。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了，作出主要贡献的是工人、农民和一些优秀的干部。尤其是民工、华侨、乡镇企业贡献极大。我们的大学做了什么？有多少先进经验是大学里研究出来的？有多少核心技术是大学里研究出来的？做的不多。多的是：评了大量教授，毕业了大量硕士、博士。我们总不能老停在民工制造的水平上吧。我们的国家正在一个升级的阶段，大学的改造成为升级的关键。今天我们就看看历史上大学是怎们走过来的，看看有什么可借鉴的东西。

在古代，识字的人少，有钱的人少，闲暇的人少。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大部分人是没办法去读书的。受过教育的人，被称之为知识分子的人是令人羡慕的。大学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当然有一些大学生们，大学教授，关心的都是识字人自己的事，很少顾及社会。这是古来就有的一种倾向。但是很多学生、教师、知识分子都认为学校的事情与社会的重大发展变化有着很大关系。进入现代社会，由于技术的发展，教育更加普及，大学这件事情越来越跟社会有着全方位的关系，关联度越来越高。大学是国家发展的重要基础。

早期的高等教育

首先我们说说什么是知识分子。我们小时候，以为上了初中就算知识分子了，识字是件不容易的事。现在大学本科毕业生很多了，大家都算知识分子吗？不一定。

知识分子从古代起就有比较明显的特征。他们关心、思考一些基本问题，有公益心。举个例子，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介绍过一个最早的希腊哲学家，叫泰勒斯。泰勒斯喜欢观察天象，经常想宇宙与人类的一些大事，比如世界会怎么样？人与自然之间有什么关系？有一天，他注意观察天象，不小心摔到沟里去了。他的婢女讽刺他说，地上的事还没看明白，你还看天象呢！埋怨他私人的事情做不好，但公共事情却是过分关心的。其实像苏格拉底呀，柏拉图呀，还有像孔子呀，这些我们所谓的圣人们，他们都是具有这样一个很强的关心公共事务的特征。

现在很多人都不太去关注公共的事情。读书人对公共事业的关心度，和一般百姓也差不了多少。我想说，如果你想做知识分子，应该对基本理论，对公共事情还是要多关心点。

人类生活中，知识的传承就是一件大事，教育是一门古老的学科。早期的高等教育是什么样的呢？我这里说的早期，指的是在中世纪以前，公元九世纪以前的情况。高等教育是知识分子传承知识的重要活动。知识分子怎么出来的？人类原来没有知识分子，以前我上次在这儿讲东西方思想方法观的时候，我把中西方的语言文字发展做了个比较，由此带出来许多事情，其中就有知识分子怎样形成的事。人是这样一种动物，需要一种符号记载思维和体会，传承下去。简单说就是两个部分，一个是记载、保留所创新的知识，另一个就是传承知识。创新之后把它保存下来，传承出去。传承就需要介质，这介质就是我们看到的泥版、纸莎草、竹简、木牍已经书写在上面字母、文字等。但掌握这套本领不那么简单。不是每个人都做得了的。只有一部分人在做，这一部分人在古代的两河流域称之为\"书吏\"--能写字的人。这些书吏呢，与统治者，拥有Power的人是比较接近。在中国也是，读书识字的人才可以做官。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劳心的人大都是识字的人，他们总是关心一些比较重大的，跟Power有关的事情。在两河流域，很早就有了书吏，他们工作和学习机构叫\"泥版屋\"，书吏要参加泥版的制作，像我们的刀笔吏一样。有很多人在泥版屋学习，不断地学习怎么用这些楔形文字记录历史与事物。在泥版屋内学一套象形文字或楔形文字是件很困难的事情，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多数是嫡传的。大家可以看看斯塔夫理阿诺斯写的《全球通史》上册，一千五百年以前的历史，就是蓝色书皮的那一本。他讲到古时两河流域有一个老人给他儿子写信说：孩子，你不要去学种地，到你老的时候你会累弯了腰;不要去学石匠，我看过背石头的人最后生命都很悲惨，不要去熟皮子，手会沤烂，像鳄鱼卵一样腥臭。孩子啊，最好的活儿是去学写字。要是学会了写字，就会有荣华富贵，一辈子将有很好的日子过。无独有偶，孔子的教诲也是这样，\"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了书可以做官。你要是去种地，那就不行了。因此在泥版屋里或私塾里集中了很多精英。他们不只是简单的记录人类的历史和所探索的一些东西，他们也有讨论。因为每个学者记录的事情和对事物的看法有很多不同的。在两河流域，发现了许多泥版，一直没有人花时间把他们全部翻译过来。在伊拉克战争中，我特别关心那些泥版，担心它们损失了。由于泥版、竹简的承载能力有限，逼迫那些古代的书吏有很强的概括能力。无论东西方都是这样。我们的文言文也如此。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几百字就可以把军国大事说得很清楚。他们有在很小的载体上概括很多内容的能力。现代人这方面的能力弱化了。

到了希腊的雅典时期。有了雅典学园。什么要用学园这个词呢？并不是在标新立异，为的是避免与后来的College（学院）发生混淆。因为它还不是College的意思。只是有一个花园，大家坐在一起，有一个比较好的讲演者，一个学术带头人，大家听他讲演，随着他提出的问题进行讨论。不是好些有学问的人凑在一起研究问题，不是的。大家不要误解，因为有幅名为\"雅典学园\"的油画。这个油画用一种臆想式的方法，把雅典的，以及古希腊的一些智者全都画在上面了。有柏拉图，有亚里士多德，毕达哥拉斯等都在上面。他们不是同时代的人。当时的教育有一个最大特征就是，老师各带各的学生，老师不凑在一起的讲学的。就像我们的孔子带孔子的学生，墨子带墨子的学生，庄子带庄子的学生。不能上午听孟子讲课，下午就听墨子讲课。常说的孔子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但老师就他一个。别的学派的人，不到他这儿来学的。你想向鬼谷子学习，向墨子求学，只能专门找他，他有他自己的教学的地方与方式。所以这个时期的学园，都是以一个老师为中心，很多学生跟他学，求教。

雅典的后期，有了斯多葛学派，其中一个代表人物叫芝诺。斯多葛希腊语原意是彩色柱廊，当时有很多人聚集在有彩色柱廊的地方讨论问题。人民大会堂门外，还有历史博物馆前面就是最典型的柱廊。当时有很多学生，也聚在柱廊下听讲、学习。在讨论的时候，每个学者都有一个非常大的论题。这个论题不是一般性的，也不是一天两天能够解决的，每个论题后面都带一个论题体系，讨论时很多人在旁边听。

基督教创立时期没有寺院，没有教堂。耶稣传教时像苦行僧一样，走到那儿传到那儿，四处漂泊。寺院制度是东方发明的。在印度这些地方，一些皈依宗教的有钱人把自己的庄园舍出来，让教徒们在他家吃喝，研究学问。同时影响其他信教的人去奉献他们的财产，修寺庙来供奉他们。随之一些祭司垄断了古代的神庙，利用这个场所宣扬、传承他们的思想。西方学习了东方的寺院制度而建立了基督教修道院制度。这里插一句话，我今天不是讲宗教史，是讲大学史，侧重不是宗教的繁衍过程，而是教育形式的变迁。从宗教发展史中间可以看到大学的发展史，看看当时遇到了什么问题，人们用什么方法解决问题，由此发生了什么变化。

寺庙除了举行宗教仪式之外，也是个学习的地方。这里聚集了一批脑袋比较好使的人，探讨一些重大问题。比如生死呀，雷电以及各种自然现象呀，各种各样对人类生活有重要影响的事情，包括社会结构，法律。自从西方学习了东方的寺院制度，建立了自己的修道院，事情就发生了很大变化。大家不要光想它是修道院，后面要说的大学就与修道院有很大关系，包括现代的科学院都有关系。古希腊的Academy，也变成了修道院。修道院最后产生了出教会，没有寺院，也不会出现教会。没有聚会的地方，哪有什么教会呢？今天我说这些，都不是为了研究宗教。在中世纪的西方，没有一个学者不是教徒，特别是进入罗马帝国时期，基督教发展起来以后，学者无一例外都是教士。就像中国古代的官僚，大部分都是学孔孟之道的\"士\"。当然不是绝对了。当然，有些军事贵族也做官，但纠纠武夫只是在开国需要武力夺权时有用，或者在国家危急时才有事可作。平时谈论国家大事的，基本都是仕。我们后来的太学，国子监，都是培养官僚的，但规模都有限的。在中国，大量存在的是私塾，还有一些藏书楼演变来的书院。从私塾到书院，是在农村的家族自治组织状态下形成的。我们跟西方还不一样，我们在大家族条件下形成了特有的教育体系。我们很早就重视教育，一个家族要供自己最好的孩子去学习，请最好的老师来教他，然后进入政权，获得权力。使自己在政权中间有自己的代言人，有自己的利益的表达人，这是我们走的历程。

希腊早期，在柏拉图之前，毕达哥拉斯就在搞一种像学园似的东西。他有两部分弟子，一部分叫mathematicians弟子，这个词来源于希腊语的\"我学习\"。我为什么把这个词说出来，不是炫耀我找了点希腊的典故，因为在学校中间有两种学生，一种学生是自主学习,就是我要学习。还有一种是比较被动的学生，需要灌输的。前两天，杨振宁就讲到：大学三四年级以后，不再像中学那样子，要成天听老师讲了。主要的知识不是从老师那里得到的，大部分都是从同学间互相讨论中得到的。这个道理，凡是有点自主学习精神的人都会知道。

我记得美国作家爱默生写过一句话：\"我付钱给我儿子的校长，但教我儿子的却是他的同学\"。这个故事开始我当笑话听，后来细琢磨，确实有道理。因为成年后，学生跟老师接触的时间少了。老师讲的是基本的教条，他给你一般的辅导，但是对问题感兴趣最多的是同学。孔子这儿也是这种情况。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七十二贤人中间他们就有很强的自主辩证精神，有自己能够消化知识的方法，有自己的学习方式，自主学习就是\"我学习\"。

另外一部分弟子叫acousmaticians，希腊语就是\"坐着旁听\"，这跟\"我学习\"的人有区别。

毕达哥拉斯要求他的学生在跟他学习之前，要静默五年。不能跟别人说话，想问题，想明白再到我这来，静默五年。还有很多忌讳，不许吃豆子之类的。要按他的规矩做到后才能成为他的学生，说白了就是要下定决心才行。因为学习基础的东西要耐得住寂寞。不要说五年，静默五分钟有人都难受。要是要从事基础研究，一生可能都要搭进去，也就是一生别的什么事都不能干了。我后面要讲的第欧根尼就是那样的人。把一切都放弃，就是琢磨道理。苏格拉底也是这样的人。可是，就是这样的人在支撑着人类社会的很大一部分精神世界。

这是早期的教育。人类历史上有很多像基因的东西，从久远的古代一直传下来。它不为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它有非常强的生命。这点要记住。就像我们吃饭用的工具——筷子，存在了一百万年？两百万年？可能还要长，从猴子开始可能就用上了。但是到今天，我们还是用它，还是很好用。这就是很基础的东西。就像我们见面要问的\"你好\"，问\"你吃了吗？\"一样，这些话有很多基本的要素，大家要记住。

讲演前有个学生记者问我，说现在大学教育是应该深入社会，重视实用呢？还是应该离社会远点，保持大学一种崇高精神，多研究基本问题呢？前面我讲到古希腊泰勒斯的故事。泰勒斯喜欢研究天文，观察气象。他的婢女总是埋怨他，没给家里多搞些创收。你连地上的事都没弄明白，家里都揭不开锅了，老看天上有什么用？泰勒斯说，不就是搞点钱吗。他长时间研究天文气象，他知道，第二年天气将有利于油橄榄树生长，油橄榄将会丰收。希腊的主要的作物是油橄榄树，主要贸易产品是橄榄油。咱们在电影《教父》里看到的西西里岛的黑手党头子，特别喜欢西西里岛的橄榄油。希腊和意大利的橄榄油是很有名的。泰勒斯看到油橄榄第二年要丰收，就把房子当掉，用分期付款的方式把雅典城里十部榨油机在农闲的时候全部买走了。到了收获的时候，全城都没有榨油机，他垄断了榨油机，再以高出原价好多倍的价格把榨油机卖掉，赚了很多的钱。为此他就对他的学生讲，不是我不懂得挣钱，而是我在研究比挣钱更重要的事。研究挣钱那套学问，我完全可以做，但那都是二流人才干的事情。

这是个笑话，但不是个简单的笑话。基础的问题经常要跟实用问题打架，其实悟性好的人是两端打通的。实用离不开基础，没有基础研究就没有更好的实用。基础也离不开实用，理论跟实践是相关的，实用能为基础提供问题与研究方向。看着好像是两端，实际上是一个绳子的两端，都有关系，做的好的人是能够打通的。

希腊还有个大哲学家，叫苏格拉底。讲苏格拉底，我们可以讲一个礼拜。今天我只讲一点，他教了很多学生，却把他处死的罪名是毒害青年。他传承知识，可是当权者说他是毒害青年。他是给这个世界做出重大贡献的人。知识分子最大的作用就是发现真理，纠正错误，选择更应该做的事情。苏格拉底这样做了，结果被501人团投票判决处死了。大家可以去想一想，这是早期教育里充当导师的风险。

古希腊的第欧根尼也是知识分子。亚历山大大帝是Power的拥有者，强权拥有者，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征战的范围之大是不可思议的。他曾经一直向东打，打到孔雀河，打到离我们没多远的帕米尔高原费尔干纳。如果他们当时继续努力的话，再用一个月的行军时间，就可以进入我们的新疆了，历史将会大大改变。最后因为军中有了瘟疫，没有办法，不能再东进，只能往南去。沿着波斯湾走回到希腊，回到马其顿。就是这样一个野心勃勃的人，这样一个藐视世界的人，他看到第欧根尼的时候，想收服他。他问第欧根尼：\"你需要我为你做些什么事吗？\" 坐在木桶里的第欧根尼回答说：\"那么请你让开点，别挡着我的阳光。\"我想这个故事很多人都知道。这是什么呢？这就是有公益心的知识分子，不屈从各种权势。亚历山大想把第欧根尼这样的人网罗到他Power底下，为他的这个强大的Power服务，却得到这样的回答。就是这样的知识分子，有公益心，研究基本问题，要面对世界讲讲清楚这些事，不只是为君王一个人服务。他们研究Power问题，但我不受Power控制，是这样一个状态。所以亚历山大说：“如果我不是亚历山大，我必做第欧根尼。”

我们的孔子、孟子也是这样。前两天我到山东济宁去看了看。我原来没去过济宁。济宁是孔孟的老家。四条河交叉汇聚在一起，南面是微山湖，北面是冲积形成的涝洼地，古代是湿地。武侠小说里老讲闯江湖，没听说闯沙漠、闯高山，都是去闯膏腴之地，适合农耕的地方。济宁的土地特别适合农作物生长。济宁去年的第一产业产值是140多亿，一个地区的第一产业占总比例值是17％，是相当高的。孔子老家这个地方，种什么长什么，非常适合定居农业。有了很好的定居农业，由此才产生了非常稳定的大家族。有了大家族，礼法在此才非常必要。有了这种社会结构，儒家思想得以建构。如果在沙漠里、草原，那孔子一定是弯刀武士。一天到晚骑马到处流浪，也就不会有他的儒家思想了。

大家不要光听着好玩。这些基本条件的生成，不是凭空而来的。为什么在玛雅、在印度没有出现孔子这样的学说？为什么在长城以北没有出现这样的学说？都是有道理可研究的。凡是这些学问，这些思想家的产生，都与当地的地理条件，生存条件有着深远的关系。不同的条件，生成不同的社会结构，不同的社会结构产生了不同的社会学说，也产生了不同的教育方法。这不是开玩笑，你们不要以为在听笑话。先秦诸子，孔子、墨子，鬼谷子，他们教育的特征，都是一个老师带很多的学生。他们讲学的地方，一般都是在通衢要道之处，交通方便之处，不是在深山老林里。南来北往的人，多会于此。欧洲的第一个大学，波伦亚大学，也翻译成博罗尼亚大学，就在意大利中部的博罗尼亚。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产生第一个大学？是人们汇聚到那个地方去求学而形成的。比方说在喜马拉雅山上就不会有这样的大学。谁到那儿去找你去求学呢？

我讲课的方式是，提一大堆问题出来，再寻找问题的解。有的问题可能有一个解，或数个解，数十个解，我告诉你们，年轻人，为求这些问题的解可能你会费一辈子功夫。我们可以讨论。我决不会说，我告诉你这是唯一答案。我是要你们去想，必须去想，我不告诉你这个问题是终端是什么，因为这个问题后面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比如在我讲到早期教育的时候，书吏跟塾师起了很大的作用。早期教育方式是一个老师带很多学生，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孔子、庄子如果是一个时代的人，能不能一起办学？为什么不办成股份公司呢？大家要想一想。

西方中世纪有两大创造，一个是法律，一个就是宗教。我们把中世纪时间放长一点，一般人们都说中世纪是罗马帝国消亡到文艺复兴期间。我们延长一点，把罗马帝国也算在里面。古希腊时期在两个领域有非凡的创造。一个是哲学，一个是文学。希腊还有那么多文学家，荷马史诗等。哲学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等，很多。但是法学方面出名的学者不多。从罗马时期开始，一个是法律，一个就是宗教，有了很大的发展。比如说基督教，由一个非常小的教派变成了庞大的，有自己教会组织的，成理论体系的一个宗教。我们说成体系，就不是解决一两个小问题，必须对整个世界作出解释。基督教利用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创立了比较周延的神学思想。每个宗教都有一个创始人，但创始人的思维是发散的，不一定能完成整个思想体系的归纳和完善。都要所谓的第二教主来做这些事。在基督教里面就是保罗和彼得。彼得建立了教会，保罗是《新约》的创造者。成体系的理论就是从他开始慢慢构建的。教宗教思想，也就是神学，还有世俗世界的罗马法，这些重要的思想与技巧需要传承，而传承要有个载体。于是在中世纪出现了两种主要的学校，一个是宗教学校，一个是法律学校。最早的专业，就是神学和法学。所教课程分类，是当时所谓的前三艺，后四艺，合起来叫七艺。文法、修辞、逻辑，是前三艺，还有算术、音乐、几何、天文是后四艺，教学形式都是面对面的，师父教徒弟那样教，重辩论。不像现在的学校这样成体系的，有课本的教学。宗教和法律，是后来是欧洲的大学的基本专业。学校都是从这样起来的，从修道院来的。

欧洲中世纪的城市化运动催生了大学

我刚才说了，很多写高教史的人不太明白，讲教育发展只讲大学墙里面的事。我要把墙里的大学发展和墙外的社会变化挂起钩来。说说墙外的社会是怎么使墙里的大学成长起来的。社会不接受你的话，你不可能长大的。请大家看图片，这是欧洲的第一个大学，也是世界上第一个称之为大学的博洛尼亚大学，也叫波伦亚大学。博洛尼亚就在罗马北边一点，大家可以看看地图。

以后我讲每个地名的时候，希望同学们，回去查查地图。而且不仅要看平面的，最好看看立体的图。那地方是山还是平原？风从哪儿刮过来？水是怎么流的？长什么植被，有什么物产？要活生生的把自己置于那个地理环境中间，才能够体会那个地方，为什么能出那样的人和那样的社会。如果你随便看看地图册，一下翻过去，那就看出不了那么多故事了。

以前，对大学是怎么产生的这个问题也是糊里糊涂。我以为最早的大学，可能是一群很有学问的人，为了多教学生，凑在一起搞的大学。后来我发现不是那么回事。最早的大学不是老师办的，而是学生办的。博洛尼亚大学就是例子，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大学是有学生行会转变来的。现在翻译成的行会（Universitas），不是行业协会，就是中世纪的行会,也是初期大学的称谓。这个词的词根（uni-）是联合的意思。中世纪在行业中出现了许多联合会，是那些从领主土地上跑出来的农奴，凑在一起形成的联合会。早期翻译只注意了行业特点没有注重联合的本质。

当时很多人都要到意大利来学习法律，南来北往的学生聚集到博洛尼亚这个地方。早期希腊是沿地中海殖民的，沿海城市相对文化发达。有很多比较好的老师。拿波利，佛罗伦萨，比萨，法国的尼兹。海上交流比较多，知识传播的比较快。不像山区，老死不相往来。在博洛尼亚，很多学生租房住在一起。他们想，我们一个个地找老师求学，还不如凑钱把那些老师一起请来讲课。不仅省钱省事，关键还能聆听不同观点地老师进行辩论。这样就有了博洛尼亚大学。这个大学的建立第一次在教育上改变了一种什么状况呢？原来的教育形式是一个老师带一群学生，而博洛尼亚大学初建时期是把很多的老师找到一起来，一起来讲。这就和一个老师带很多学生就不一样了。这就有了不同的学派在同一个学校里交流的机会，同时进行教学。这件事是学生们办的，不是老师办的。老师教学，学生给钱。这是教育史与学术研究史上重大的变化。

在欧洲有争论，说博洛尼亚大学不是第一个大学，有人说巴黎大学是第一大学，其实时间差不多。巴黎大学早期是巴黎圣母院的一个附属学校，像咱们清华大学附中似的，是修道院附中（笑）。当时在巴黎也是有很多求学的人，组成了很多同乡会，叫\"民族团\"。无独有偶，西藏的喇嘛教里也有这样的组织。他们叫做札仓（藏语），就是一种地域组织，同乡会。来自山南的，来自阿里的，聚在一起，在寺庙中间形成一个团体，一起生活，一起学习研究问题。当时巴黎大学就有很多\"民族团\"。但是巴黎大学和博洛尼亚大学不一样，早期博洛尼亚大学以学生为主导，所定制度对老师来说非常残酷。今天请老师来讲课，明天早上就可以把老师赶走。因为我们听了没劲，那就请你滚吧，钱也不给你。而巴黎大学是，老师们先开始搞了一个联合会，与学生的联合会进行谈判。最后实现了教师主导。你们要来学习，就必须要达到几个条件。如果你学不好，就可以开除你。巴黎大学的校戳，1241年的，写的是巴黎师生联合会，到了1252年才称之为巴黎大学。

说到这儿，大家要了解一下中世纪欧洲的城市化运动。城市化后市民与领主的农奴是很不一样的。领主社会道德标准就是两个字——服从，下级服从上级，农奴服从领主，全部的道德准则就是\"忠\"。但是城市化的市民不同了，他们提倡契约精神。契约精神来自希腊的海上拓殖。当你上了船以后，发现有用的同伙比自己的亲属更重要的。此时，你就会让度自己的利益，与其他人做交换。由此诞生了契约精神。这是我们这个以定居农业为主国家的政治与社会文化中所匮乏的。我们一直是农耕社会，没有摆脱血亲氏族社会的约束。契约社会重视的也是两个字--谈判。不能随意屈从，从而谈判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在大学这样自治社会组织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也是谈判。一开始教师与学生谈判。这时候，教师还没有垄断地位。想看巴黎大学的照片吗？我没去过巴黎，这没法说，但自1968年以后巴黎大学分成13个大学。我没法给你一个完整的巴黎大学照片，这里是巴黎大学的一个教堂。

欧洲中世纪的城市文化运动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大家比较重视文艺复兴，其实文艺复兴前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段，就是欧洲的城市化运动。在世界文明史上，从没有过像西方中世纪城市化那样在各方面产生过重大作用。城市是这样发展的，沿着地中海，沿着北面的海岸线，还有莱茵河，出现了很多城市。

大家看，西方中世纪的城市一般都时主教的教堂在城市中间。我们看平面图，教堂前一般有一个广场。城市街道全是辐射出去。城市有没有广场是件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历史的城市是没有广场的，不允许老百姓聚集起来议论国事、政事的。广场周围居住着些手艺人，城市中间是手艺人，外圈是商人。商人把手艺人做的东西卖出去，交易，广场上可以进行交易。以后城市里慢慢出现了阶级，出现了所谓的\"好人集团\"（boni homines），有钱的人。他们带领市民跟国王王权和教权在争权利与权力，最后达成协议，成为城市宪章，将其镌刻在教堂的大门上，算是契约。放在教堂门上，谁都不好抵赖。

在看看西方城市的市政厅。你看，都是教堂旁边有一个市政厅。多数有广场，好多城市都是这样。大学的建立是城市化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是教权继承平民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城市化运动催生了大学。为什么在十一世纪，十二世纪，在欧洲迅速出现了那么多的大学？意大利的博罗尼亚大学，佛罗伦萨大学，捷克的布拉格大学，牛津，剑桥大学，还有德国的海德堡大学，为什么出现呢？这些大学的出现都与城市化运动有关系。城市化过程中间，出现了很多联合会，这些自治组织起初都是些宗教团体。自治社会组织出现，知识分子是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

大家看，大学与社会发展，是非常关键的联系。大学与城市化运动结合起来，走在了前面。而且为今后文艺复兴铺平了道路。没有大学出现，文艺复兴怎么会有呢？大学比文艺复兴早出现三四百年。要是比文艺复兴出现的晚了，那才成了咄咄怪事了！

到了15世纪，有几件事情，对社会以及大学产生了巨大影响。第一件，印刷术的出现。印刷术对十五世纪的文艺复兴有很大的影响，对大学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影响。在早期，柏拉图时期的学校，早期的博罗尼亚大学、巴黎大学，教师讲课是没有教材的。老师都是雄辩家。有些老师一上来讲课，必须有个非常鲜明的论点，他把论点和论据讲给大家，再经过雄辩的论证，把知识教授给学生。\"我的观点是这样的\"。拿出自己的观点与论据，直接给大家讲。然后再问：你们怎么看这个问题？随即当场辩论。所以在古希腊，在罗马帝国时期的学校里，老师必须是雄辩者。如果他没有雄辩的能力，他就不能站在这个地方讲课。而我们现在的大学里有很多老师是经受不起辩论的。一辩论就完了，他没有能力。早先没有教材，老师再没有一个明晰的观点，没有雄辩能力，学生还能学到什么呢？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很多学者写的文章，念起来都琅琅上口。法国大革命时期，罗伯斯庇尔、丹东、马拉、圣•鞠斯特所写的文章，都具有很强的雄辩性。英国人潘恩、威廉•葛德文的文章，都是用极具雄辩的口气写的，有极大的煽动力。这也是西方大学很好的传统。

我们的孔子和孟子的话也是这样，非常清楚。像当时齐王问孟子：臣对君应是什么关系时，孟子说：\"君之视臣为手足，则臣之视君为腹心；君之视臣为犬马，则臣之视君为国人;君之视臣为土芥，则臣之视君为寇仇。\"两千多年前，孟子对齐王都敢这么说话。现在你敢这么说吗？你敢对齐王说：你看不起我，我就把你当混蛋吗？当时封建社会的孟子就敢于这样同君王辩论，而且道理十分明晰，语言十分犀利。这种情况在古代著作中多得很。在当时那种社会条件下，孟子回答不出学生的问题是不行的。答不出就不配做先生。这是早期教育的特点。我不是在讲笑话。我讲这些，是因为从这些事情中可以看出教育的真实所在。

后来有了印刷术，当场辩论和讲演的能力减弱了。但很多优秀思想可以通过纸质印刷品迅速传播，书可以拿回家读去了。欧洲的活字印刷术出现是在1450年左右。是由一个叫古腾堡的人发明的。他是一个金银匠，兼做家族徽章、酿造葡萄酒。有一天他一不小心将徽章掉进了压榨机，拿出来时上面压了一个印，还很好看。他又将一张纸放进去，也被压了一个印。他想把字母做成像徽章一样，不也可以印在纸上吗？于是他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印刷术发明后，古腾堡先用来印《圣经》，后来的收藏者称之为42行《圣经》，因为每页42行字母。在印刷术发明之前，在教堂里，只有神父有一本圣经。圣经都是神父们骑着驴，费了很大劲到梵蒂冈去抄回来的，从不轻易给别人看。他们垄断了《圣经》的解释权。就和我们在延安时期读报纸一样，大家都不识字，读什么就听什么。当有了42行《圣经》印出后，每个信众自己都可以琢磨圣经里的话了。他们对圣经的解释与神父解释的不一定一样了。

在信息传播方面，西方人有两个飞跃，第一个是字母化，使很多人学文字很方便，普及化。第二个就是印刷。其后才是我们现在讲的网络化，电视普及化等等。这些传媒的变化，带来了社会巨大的变化。历史上，我们中国人为什么老是有一个坎儿卡在那里呢？就因为不识字。这是一个很厉害的问题。不识字的人一辈子都是睁眼瞎，只能做奴隶。为什么中国的家长那么穷也要让孩子上学呢？他们不希望孩子当奴隶。希望孩子翻身，鲤鱼跳龙门。起码识了字，不容易让人骗，不被人欺侮。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方块汉字就是信息传播的一个坎儿呀。

第二件事，在地中海沿岸出现了复式记帐法。大家有时间也应该看看数学史，科技史。我们的大学忽视科技史。学习理工科的同学，即便就是学历史的，看科学史也很少。1492年，意大利的一个数学家，达•芬奇的朋友，帕齐里欧。一个怪人，他搜集了地中海沿岸商人记帐的方法，把它们综合起来，发明了复式记帐法,一直沿用至今。后来有一个日本人搞了三式、五式记帐法，都不能普及，不方便。而复式记帐法一直沿用至今。有了复式记帐法，就有了通约的计算方法，才能使钱成为了资本。资本主义如果没有复式记帐法就无法产生。

插一段。以前有人问我，明朝时期中国的商品生产已经有了萌芽，我们可以渐渐发展出资本主义吗？我的回答：不能。明朝当时有好几种记帐法，主要是四柱记帐法，是单式的记帐法。官家有官家的记帐方法，商家有商家的记帐方法，不通约。你算的利润得3块，我说得5块，那还不打起来了。这样肯定是不能把钱理清的。

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其实不仅是文艺的复兴，它同时是自然科学成长壮大的发端。这就是第三件事。哥白尼，一个波兰人。他就是博洛尼亚大学的学生，在校学习法律时就开始研究天文。博洛尼亚大学的哥白尼和佛罗伦萨大学的伽利略从天文上打破了旧的学说。自他们开始，自然科学得以长足发展。

文艺复兴时期产生的这三样东西，印刷术、复式记帐法、科学，都是通过学校来传承的。中世纪的大学里，天文学的研究对社会贡献很大。我们很多大学数学基础课都教微积分。但很多教师不教微积分的导论课，一上来就是极限。为什么微积分要研究极限呢？因为哥白尼时期的太阳中心说，认为地球等行星围绕太阳的运动轨迹是同心圆。如果是同心圆，那好算。但开普勒观察一年下来，发现不是同心圆，运动轨迹是椭圆的，有近日点，远日点。哎哟，坏了，椭圆的周长没法算。原有的数学方法，牛顿之前的数学方法是不能算的。为了算椭圆，牛顿吸取了笛卡儿、费尔马的方法，为解决这个问题，创建了流数学，也就是以后的微积分。

早期巴黎大学只有医学、文学、法学和神学四个学部。这与当时的社会需求是吻合的。对于法学来说十分重要，法学是一门严肃的科学。医学更是这样，它和人的生命有关，它引导我们走向实践。到今天为止它都是不可以开玩笑的，所以必须有很强的实践精神。学医学的人是不能光写书的，他还必须会给人看病。如果你学医学，告诉别人：我只会写书，不会看病，那就完蛋了。那你就应该觉得不好意思，觉得羞。

巴黎大学后来扩展时，第一个接受的学科不是工科，是药学。后来即使工科发展到一定程度，巴黎大学还是不接受工科。我曾问过一些大学里的人：工科专业是什么时候进入大学的？谁都不清楚。我问那些研究外国教育的他们也不清楚。那么工科究竟是什么时候，为什么，进入了大学？进入大学遇到了什么困难，是受什么人影响的？如何决定的？这就引出了大学的新变化，这就是文艺复兴时期，科学技术进入到了大学里。

科学技术研究进入了大学

这次英国人走到了前面。英国人一直落后，希腊文明时期，英国人在干什么？披着兽皮。罗马时期也是被征服者，没成什么大气。但是到了15世纪以后，英国人逐渐走在了世界前面。为什么呢？是英国人聪明吗？比别人多长了一个脑子吗？也不见得。是因为有特殊的条件。

当时在全球，在欧洲大陆，在中国，最稳定的生产条件是一块好地。只要有了一块好地，你把地好好得种上，可养很多人，供你吃穿。养猪、养鸡的民族都是富裕的民族，定居农业的民族。因为养猪、鸡都要用粮食。贫穷的地区，像中亚，还有我国的陕北等地，就养羊。羊吃草，猪又不吃草。（笑）在欧洲盛产香肠的地区都是这样的地区。德国的法兰克福肠，日德兰半岛的丹麦肠，意大利波河平原的撒拉米香肠。这些地区都是富裕的农业地区。英国人农业不发达，牧业发达，靠近海岸，所以重商主义不是英国人愿意的，是条件逼迫的。如果英国又高质量的农地，亩产很多斤，何必从事牧业呢？在古代从事牧业、狩猎业的民族是很难受的。碰上灾荒就完蛋了。而这时定居农业的民族因有灌溉条件，还有存粮。一有天灾时游牧民族就急了。古代灾害严重时，我们边关就会停止与蒙古人、匈奴人的贸易。停止贸易后，我们最多不穿兽皮了，也不喝牛奶了。他们却连吃的粮食、盐都没有了，就只能求着你。求你不成，就打仗，拼命的打，劫掠。争取最惠国待遇。

这里我要讲一个英国商人的故事。他是一家公司的老板，叫格雷山姆。他赚了很多钱，但没有儿子。格雷山姆立遗嘱，用他的遗产建立了一所以科学教育为主的学院。当时大学只学神学、法学。而格雷山姆立遗嘱要求这所学院出了教神学、法学之外，还要教如何使用望远镜，六分仪等与航海有关的技术。这样就把实践的内容揉进去了。一切与商业有关的科学技术都可以在那所学院里教授。而且学生学习时免费的。格雷山姆发现，那么多大学为什么没有人替我们商人解决一些问题呢？只是天天在那里赞美神的伟大。格雷山姆的遗嘱在1597年被执行了。

这里我还要插进一个问题，那时科学研究的资金来源往往是遗产基金。特别是那些没有儿子的人，还有教会的教士的遗产。这主要归因于教会革命后的一个重要规定：教士不准结婚。于是教士的遗产就不能嫡传给他的孩子，而是由委员会来处置。委员会设法使钱用在最该用的地方。并且在欧洲还要对遗产征税。使得很多人觉得与其把钱交给一个完全不相关的人去处置，不如在我生前将它捐赠给一个慈善组织或者作为科学基金。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教会规定和遗产税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科学研究的发展。

后来查理二世国王的近臣去格雷山姆学院视察，发现很多著名人物譬如：威尔金斯，牛顿，等人都在那里授课。他就将这所学院改为皇家学会，当时英国皇朝复辟不久，笼络人心。

我们知道英国皇家学会对人类做出了多少贡献，像牛顿、波义耳、达尔文、法拉第呀，多了。我们世界一半以上的自然科学基础理论是皇家学会奠定的。这是科学家所的研究的课题，不是教皇的，也不是皇帝的，是来自一线的，实践带给科学家的。

当时欧洲大陆也有个巴黎科学院，法兰西学院。但是因为他们的经费都是皇帝给的，大学里的人们就只研究如何使皇家花园里的喷水池搞得更好些。还有怎么养好皇家花园里的奇花异草，别把从非洲捉来的斑马弄死了。一切都是为了讨皇帝的欢心。他们不关心科学技术对社会有什么用处。

大家如果有时间，到故宫去看一下钟表馆。在十八世纪三十年代，清朝的苏州制造局，广州制造局，就可以造出能用软笔写出万寿无疆的钟表了。这些的钟表机械功能十分强。斜面、蜗杆、齿轮、游丝这些功能都具备。但是那些工匠为什么不去做工作母机呢？不做枪炮呢？他们只为皇帝做玩具，因为他们拿的是皇帝的钱。所以到后来我们的海船还是平头儿的船，我们的建筑材料还是秦砖汉瓦。我们的能工巧匠都给皇帝做玩具去了。

拿破仑这个皇帝不简单。拿破仑是炮兵出生。那时的炮兵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导弹兵。攻打土伦的时候是一个少尉。土伦要塞城墙很高，当时的臼炮，打不到墙后面保皇党的指挥所。拿破仑的数学很好。他算出了炮弹运行的抛物线轨迹，打到了高墙后面。消灭了敌人，取得了胜利。人们为此而尊敬他，他也由此而发迹。

拿破仑办了巴黎高等工业学校和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他还强行把那些工科专业塞进大学里去，如果大学不接受，就将其解散。最后他干脆把全国的大学改为帝国大学，全国只有一个大学，一切在监视、计划之下，并强行将工科嵌入了大学里。为什么说嵌入呢？因为不是融入，是强行的，就像钉子钉进墙里一样。清华大学里有这么多工科专业。这些专业你以为是随便进来的吗？也是打进来的。

战争和贸易是人类发展的两个主要形式。英国通过贸易、重商，使大学发展起来了。法国人那边是靠战争，用工科专业带动的科学技术。所以科学技术是\"一仆二主\"。读书人别把自己说的太好听。我们现在的科学技术，不是在为商业服务，就是为战争服务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在欧洲，德国人是比较晚进行工业革命的。德国的容克地主躺在葡萄园里，喝着醇美的葡萄酒，吃着香肠，多么惬意呀。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要搞工业革命。费那么大的劲，在地球上挖一个那么大的坑，把煤挖出来干什么？我们这样很好呀。但是有一天英国人到酒吧里拿着一袋子钱 ，摆在他们面前。开始几十杯，几十杯的要啤酒，很多很好啤酒时。他们宁静的日子被打破了，他们开始怀疑，这些英国佬那来的那么多钱，这些穷光蛋，他们从前从来没有这样买过东西，这样付过款。我们德国人应该是最富的。英国人是哪来的钱，是抢的？于是德国人到处去打听。英国人说我们是用机器弄出来的。用机器挣来的钱几十倍于农业，他们怎么种葡萄园，怎么养猪，怎么样种小麦，也不如煤矿个人用机器从地下挖煤捣弄的快。德国工业革命起步慢，因为他们的农业好。

当德国意识到要搞工业革命时出了一个人--威廉•冯•洪堡，德国的教育大臣，著名学者。他弟弟是一个很有名的地理学家。他和歌德关系很好。威廉•冯•洪堡本人毕业于哥廷根大学。哥廷根大学的数学很有名，这所大学出了很多著名数学家，高斯呀，等等，哥廷根学派。威廉•冯•洪堡建立了柏林大学，提出了洪堡原则。洪堡原则考虑怎么办：我们的工业革命起步的晚，要迎头赶上，怎么赶上。一是要研究法律，二是要研究用什么样的技术才能加快我们的工业化进程。 能够把一些实用的大学，包括水泵，包括工作母机，传送带。有了洪堡原则。教学要与科研相结合，于是科研走入了大学校园，大大影响了教于学两个方面。这就是洪堡原则。学校里第一次不是广招学生了。

研究生制度是后来在美国完善起来的，当时还没有。当时德国有的大学生毕业后不离开学校，留在老师身边，和老师挨得很近。老师让研究生去工厂，去实习。而且，老师也经营企业，一边上课，一边要照顾自己的企业。

洪堡原则一下子就使得柏林大学，波恩大学，海德堡大学与欧洲其他的大学不一样了。当别的国家教授穿的很体面，西装上衣口袋别着三尖峰手绢参加晚会时，德国的教授却钻进了煤窑里开始研究，弄得一身脏兮兮的。柏林大学成了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出了很多哲学家。第一任校长费希特，后来黑格尔也做过柏林大学的校长。马克思就是他的学生，恩格斯是柏林大学的旁听生。毕业于柏林大学的学生有名的多了，老师有名的也多了。很多哲学家、社会学家、工程技术专家都出自那里。所以，当时的美国人最希望去德国大学留学。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德国大学都为天下学子所景仰。中国人在清朝末年，开始的赴西方留学时，很多人也瞄准了德国的大学。中国人以为到那里去了就可以学到真本事了。中国人一般不乱花钱，挣点钱也不容易。去了西方就一定要找一所好大学，决不是到那里玩去的。

这就是柏林大学的图片。现在去柏林大学一进门，左侧就是洪堡的雕像。人才济济呀。

大学改制对社会影响时很大的，你看看我们工业上老的标准不是英制就是德制。有多少东西是意大利做的，是西班牙，蒙古做的？没有。这两个国家的工业在19世纪发展迅速，他们的大学给他们带来非常大的支持。早期美国人以能去德国留学为荣。

刚才我讲的时期，是社会中大学的变动。美国的大学呢？美国人是历史上非常特殊的现象。这样一批人本来是被放逐出去的一批清教徒。英国的国防内务大臣给女王写报告，说这样一批人与其说是被放逐出去的，不如说是排泄。恶心完了。就是这样一些被排斥出去的人，建立了哈佛大学，先有哈佛后有美国。十七世纪就有了哈佛。不过哈佛早期的教育，只是想撵上欧洲的水平，并没有想超过它，没有什么可取的，完全模仿欧洲贵族式的教育。但是很快有一些学校就开始和美国人的实践联系起来。

二十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接踵而来的二次大战把德国大学给毁了。最可惜的是哥廷根大学，哥廷根大学是世界数学研究的中心，完全被毁掉了。浩劫过后德国的大学走进了低谷。柏林大学战后划归东德，教育水平下降。但是最近，两德合并后，德国的大学迅速发展。柏林大学在世界上所排名次，三年前进了25位。清华大学国际上的排名能不能在几年内前进25位？我不知道。反正柏林大学一缓过劲儿，就前进了25位。这是我注意一些大学的发展状况，你们大家也要注意这些东西。

美国的实用精神带动美国大学教育

我都搞不清楚是美国的工商业带动了美国大学的发展呢？还是美国的大学促进了工商业的进步。总之，20世纪，美国的大学超过了欧洲的大学。

美国众多有名的大学都在东北。其中，杰佛逊创立的弗吉尼亚州立大学有了革命性的变化。他有两个改革，一是不教神学了，一个是学生自己可以选课。这也是教育史上重要的变革。经历了南北战争后，美国人发明了一种东西就是技术学院和社区学院，将大学机制大众化。美国本来就是一个平民化的国家。何必装什么贵族，一切大众化。爱迪生本来就是一个小工人。包括贝尔的出身也不是特别高贵。高贵的人跑到美国去干嘛。既然美国人本就大众化，干脆就将大学社区化，把大学中经典的东西教给普通人。所以建立很多技术学院。但是哈佛和耶鲁始终不吃这一套：几个技术学院就称为大学？你们别糟蹋大学了。一直到今天为止，哈佛大学的MBA和哲学系的在这个问题上还存在分歧。

我认为真正代表美国大学精神的是斯坦福大学。美国加州有一个老头叫利兰德•斯坦福，很不幸，他的儿子死了，才15岁，在哈佛上学。老两口找到哈佛校长说，我们的儿子死了，我们想以他的名义为学校捐一个学院，或者是否能在大学里为他儿子建一个墓碑，建一座楼。斯坦福曾在加利福尼亚挖过几十年金子，攒了很多钱，后来又投资修横亘美国东西部的铁路，也是一个铁路大王。哈佛的校长回答说：今天你造一个，明天又有人造一个，我们学校不就成坟场了吗？我们不干这事。你给多少钱我们也不同意。

老头一听生气了，打听了一下，当时办个像哈佛这样的大学也就需要几百万美元。干脆回去，自己建一个。于是他回了老家，将自己的8800英亩的农场分成两份，一块地做校区，一块做生活区，建立了斯坦福大学。我为什么用这么多话讲斯坦福的故事呢？因为这里有非常生动的内容。

老斯坦福没有什么文化，只会挖金子，当不了校长。于是他就到处寻访。后来到印地安纳大学找到了乔丹校长。乔丹后来当了23年校长，他曾说：我们教师和学生在大学里应该建立一种精神基础，为人类文明延续而勇战。它不为传统所禁锢，不为外部所阻碍，还可以勇往直前。我们要把搞社会教育的无价之宝传给学生，把获得真理的力量传给学生。这后面两句是虚假的话，前面不为传统所禁锢，才是斯坦福的特点。

老斯坦福在建校的典礼上说：\"我衷心地希望你们年轻人来找我，但我又怕那些说空话的青年。社会使得成功的青年必须是事业家。因为人生的成功必须经历培养发展与创造。一个人不被创造也不会被建设，我认为人类科学对培养人的心智精神特别重要。人类就是要讲创造性。

斯坦福第一届的毕业生，就出了一个总统——胡佛。我还没见过那个学校，第一届的学生就可以培养出一个总统来。毕业于采矿专业的胡佛，后来成了美国第三十一届总统。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很有名，在海外研究中共历史很权威。我们党的发展史上的很多事情，你去那儿查，都可以查到。

1893年，老斯坦福死了，学校的整个重担压在了他夫人身上。这时美国爆发了全面的经济危机，老斯坦福的所有财产被冻结了。有人这时就劝斯坦福夫人停办斯坦福大学以度难关，至少是暂时停办。斯坦福夫人闭门考虑了两个星期，请来了乔丹校长，告诉他，她不打算停办斯坦福大学。高大的乔丹校长，一米九几的校长，听到了斯坦福夫人的决定，一下子跪在斯坦福夫人面前，感谢她做出了一个艰难而明睿的决定。斯坦福大学从开办时就不收学生的学费。即使后来在那么艰难的条件下，依然不改变对学生的承诺。现在一个学生每年得花十几万美元。

斯坦福夫人和乔丹校长一起去找法官，一个友好的法官，她打动了法官——美国的法官。真是没法说。不像我们有的法官给点钱就……法官允许他们从冻结的资金中，每月拿一万美金来用。第一个月只拿到五百美元，乔丹校长连夜走遍校园，将钱分给了最急需的人。你看看这样的校长，拿五百美金送给食堂里该用钱的地方。

正当问题似乎要解决时，新的问题产生了，老斯坦福当年修铁路的时候向政府贷款了一千五百万美金，联邦政府决定无限期的冻结斯坦福的财产，说是为了保护政府投资。这对斯坦福非常不利。1896年9月22日斯坦福夫人又去找总统。总统说，我是政府的人,我没有办法随意撤销政府的决定。但我给你指一条路，你可以到法院去告政府，如果胜诉，政府将解冻你的资金。十二个月以后，斯坦福夫人将政府告上法庭。法院判决联邦政府，华府败诉。当时外面下着倾盆大雨。在斯坦福，人们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游行。1898年，政府宣布斯坦福的所有财产被解冻。于是斯坦福夫人将所有资产变卖，将所得的1100万美金——她的所有家产，全部捐给了斯坦福大学委员会。在当时的环境下，这笔巨款拯救了斯坦福大学。对此，乔丹校长十分感激地说：\"斯坦福这所大学，命运系于一个善良妇人。\"

（李老师情绪激动，慷慨陈词，同学们也被感染，掌声哗哗）

就是这个斯坦福大学，成为了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大学。我看过这样一种说法，可能不太准确：全美国大学毕业生的收入，不如斯坦福一个大学毕业学生的收入多。在硅谷93%经营者都是斯坦福大学的毕业生。以至于斯科公司愿意花1000亿美金将斯坦福买下来，为什么？因为这些科技上领先的IT公司怕斯坦福变质了，不能为硅谷提供高质量的人才。当然了他们一下也拿不出来那么多现金。这是前年的事。斯科公司做斯坦福大学的工作，说：我们改变的不过是使你的球队名字叫斯科• 斯坦福队而已。斯坦福理没理他，我就不知道了。斯坦福大学与其他的大学非常不一样。包括像网络这样的东西就是从它里面搞出来的。我认为斯坦福大学是美国最好的大学。

我们来回顾一下大学的发展里程碑。先是早期教育，博洛尼亚大学、巴黎大学等成立，后来是工业化与英国、德国的大学，继而是美国的实用主义与大学的发展。现在的大学，我认为斯坦福是个方向。工业革命初期是长肌肉，现在在长脑子，长神经。长神经的代表就是斯坦福大学。下面我还要介绍一个人，陈一文。他是孙中山的战友，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的孙子。陈一文是一个演讲很有激情的人。有次讲演谈到日本的教育，他提到一个数据：日本的大学和科研投资是美国的50％，是德国的两倍。但是日本的科技创新只相当于一个欧洲中等国家的水平。所以说在大学里，不仅是多投钱可以解决问题的。日本人有钱，投入很多钱，但是收到的效果很小。看看美国人是怎么做的，德国人是怎么做的。为什么要讲历史，大学为什么要溯源呢？各个大学从纵向上来看，那些大学都在做了什么事情。

我溯源的方法和其他人都不同。我们看大学在做什么？它能做什么？它应该做什么?

美国有一种说法：如果你的家里没有钱，但你很用功，你可以读哈佛；如果你不用功但是很有钱，你可以读斯坦福。人们听到这种说法容易产生误解，以为哈佛的学费比斯坦福低。以为斯坦福的学生质量比较差。哈佛的学费大概是13万美元左右，斯坦福大概是11万美元左右。哈佛主要考虑学生成绩，并不在乎学生有没有钱，并且有多种途径可以帮助穷的学生解决负担。斯坦福有名是因为，世界各国的政要和富商的孩子在斯坦福，比如，克林顿的女儿呀。但是那些是新闻记者的看法，斯坦福真正有才能的不是这些人。我倒认为牛津大学这方面有点差，这几年喜欢搞名人效应，有点吃老本的味道了。

我觉得剑桥比牛津强。一个大学要靠名人效应，弄点什么演员、运动员，或者老说我的学生当了总统当个部长什么的，我觉得就没什么意思了。一个学校，靠的是整体创造力，看的是到底做了什么。就像潘恩和杰佛逊墓碑上的故事。潘恩的墓碑上写到“潘恩——《常识》的作者”，杰佛逊的墓碑上写的是“杰佛逊——《独立宣言》的起草者，弗吉尼亚大学创始人。”这就够了。潘恩是大陆会议的外交秘书，杰佛逊是美国第三任总统，这些职务都没写在墓碑上。这两人都是在美国在独立过程中都起了很大作用的人。墓碑是自己撰写的，他们根本没把自己的职务当回事。重要的是他们做了思想的创新工作，又做了新思想的传承工作。一个大学培养了多少名部长，不是唯一的参照系。我们这里历代考状元，当大官的有的是。有多少有用的人呢？没什么用！多几个混饭的！我们换个参照系好不好。

我今天不是批评说培养部长不好。没那意思。大学应该是历史的创造者。看看做了什么更有用的事情，这是最重要的。别出去又说，我们学校谁又当了多大的官，那就太无聊。斯坦福大学1951年，从大学校园划出了斯坦福工业区，创造了硅谷。有了英特尔等很多公司，大大促进了社会发展。

从培养官僚走向研究学问又变成功能服务的中国高等教育

现在讲到中国。京师大学堂创办初期，就是培养官僚的。读书做官是宗旨。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思想，不是自己的发明，而是他去德国留学，学习了洪堡办柏林大学的经验与原则。回来改造北京大学，开始提倡大学以兼容各种学派，研究问题，教书育人为主了。这是中国高等教育的里程碑。还有很多的教会大学，承袭了西方大学教育的传统。把西方教育的思想与方法带进了中国。

我们一直没过工业革命的一关。办清华大学不是因为中国自己要工业化而建立的，是因为洋人打进来后促成的。通过大学这种形式把西方思想灌进来了。京师大学堂开办时的中国，大学主要是培养官僚。读书做官是主要宗旨。我们的学者多数还是那种“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人。一天修身养性。敌人来了，打不过人家，用脑袋“咣”的一下撞到柱子上，死了。看看吧，为国尽忠了。你有本事去打敌人呀，大炮也造不出来，机器也不会造。天天修身养性，敌寇攻进来了，马上变成了一群不战、不和、不降、不走的笨蛋。

即便是研究学问，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大学的文科师资比理工科强得多，尤其人文部分的文学与历史，夸夸其谈的文人颇多。清华不是有个“行胜于言”的校训吗。“行胜于言”当时就是针对现状，多做一点事，少说那些虚话。但现在过分强调\"行胜于言\"，就有一点问题了。现在我们大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弱，尤其人文部分更差一点了。应增加更多关联度高的一般知识。

说中国的大学就要说1952年的院系调整。49年以前中国的大学专业设置，本来就有点营养不均衡。早期文史哲方面我们有很多大师，有陈独秀、钱穆、胡适、刘半农等等，但我们连个普通的自行车都造不出来。你让陈独秀去造自行车去？讲个哲学、社会发展史，讲个玄学、禅宗都可以，没问题。但理、工、农、医都比较差。再加上连年战争，就更加弱了。建国后，52年开始院系调整，打破了大学自治的格局与自组织的状态。学俄国，向苏联学习。各学校的专业做了大调整，很多综合性大学变成专业大学，又建了很多专业技术学院。专业技术学院这个做法来源法国人。拿破仑的帝国时代时期建了很多技术学院。法国人影响了俄国人。俄国本来就是个发展比较慢的国家，没有工业基础，它就靠着法国的办法，受中央计划经济影响，办了很多这种学院。苏联很多中央集权做法都是受法国影响。俄法的思想方法上很大的同源性。中国人跟苏联学的，苏联跟法国人、拿破仑学。这次院系调整对我们的大学伤害很大，破坏了大学的自治性，也破坏了大学几十年自组织、自适应的状态。一个大学是一个有机体。通过这次调整，很多变成了功能简单的大学。再要恢复起来是很不容易的。比如明天早上我想学希腊哲学，吃一瓶希腊哲学药，马上就变成了希腊哲人了吗？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这种药。要经过很长时间，一个大学更要好多年的自组织和自适应的过程才会比较完善。

咱们不说别的，就一个足球，想冲出亚洲，还得多少年呢，是不是？不就是十一个人在草坪上争一个球，用腿踢的球嘛。踢来踢去，没年头还踢不出个组织配合来。何况大学这么复杂的东西。院系调整对我们的大学伤害很大。一个学校，有的学科窝囊死了，有的学科非常强。学科发展差距很大，不平衡，不适应。国家应该重视这个问题。

现在有一个现象。最近我搞了个调查。大学图书馆的书已经旧了，大部分书过时了，所以必须看新书。我想知道教授们、老师们一年看多少本书？三年级以上的学生平均看几本？得到的印象是学生读新书比老师多。我想问问，看新书少的老师怎么教看新书多的学生呢？不看书，一天吃的肥肥的教授，你怎么教学生！？

目前全球历史上最大的城市化运动正在中国发生。我前几天作讲演，说中国有五大问题要解决。第一个问题说的就是这个事。城市化不是开玩笑的。你要把农民变成市民。不说别的，光礼仪训练就不容易。城市化要使整个生活有组织化，要懂得更多的法律，守法，要懂得各种各样城市中人际的关系。城市化是非常复杂的东西，我们有好多好多的工作要做，要去研究。

在此之际，我们的大学能做些什么？我们做了什么？现在大学做的都是学校里的知识分子目力所及的事。比如我是搞计算机的，一看大街上堵车了，就研究个ITS系统；我们到超市买东西结账排队，就想做个好的超市结算软件。这是你眼睛看到的。没有看到的呢？还有更多需要做的事。这就需要走出去。在新时期大学是干什么的？今后大学趋向是什么？

我讲了这么多以前的事情，历史过程。随着交通和通讯的发展，墙里面的大学会变化。慢慢的，墙就没有了。你们不要以为，只有你们这些考上大学的人在读书。大学越来越普及化，更多墙外的人也在研究新问题。谁研究透了新问题，谁参与进来。就有权威垄断，谁就是帝王。墙里的权威垄断的时代，只是过去了，这就是我想说的。

大家想一想，中国在解决十几亿人生存的重大问题。法国总统希拉克竞选总统时说，我给法国创造35万的就业机会，他就获得了支持和赞许。看看中国，中国下岗工人就几千万之多，还有新增就业。没那么简单啊。中国现在各个行业的知识分子应该深入生活与生产实践中，了解现状，运用人类已经了解的基本理论和一些实用的技术，不断的分析，不断完善，打破原来垄断我们头脑的过时的东西，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不要自己再骗自己了。要提倡不自欺，不欺人。不欺骗自己也不欺骗别人。提倡探索新事物和提出新学说的精神。中国人在这个方面还差得太远。然而，纵观大学的发展史，中国人最应该在这个历史时期对世界作出贡献。你看日本人，创造了经济奇迹。但他们办的大学不是一流的。所以十年来，日本经济一片萧条。这只是一个表征。它的大学不行，它的各个方面都不行。美国为什么行？是因为美国有三千多所优质的大学。如果把美国三千多所大学都弄没了，美国就完了，什么都没了。它连军队打光了都不要紧，只要三千多所大学还在，它就能重新富强起来，甚至比以前更好。我们看到德国柏林大学的例子。所以我列出当前中国五大问题中就有现在的高等教育问题，这是关键之所在。现在大学教育方式都办成了中学方式的延伸。大学不是中学的延伸，是自主学习的开始。全球化、信息化、教育终身化都对大学教育起作用。我们要保存知识，传承知识。要记住这些。所以既要基础性又要实践性，这两者不是矛盾的，是打通的。从实践中看出基础的东西需要怎么样发展。我还要强调一下，苏格拉底说：“没有审视的生活是没有价值的生活。”我们审视我们走过的路，发现新价值和获取的途径。

大学是依靠自己自治呢还是政府支持？我不是反对政府支持。现在大学学生要交学费，主要还是政府拨款支持。美国人在六七十年代走了弯路，就是大学60%政府支持。后来美国人慢慢改变了这方面，增强了大学自治性，大学的创造性随之就增强了。大学最重要的事是教什么？学什么？研究什么？而怎么教？什么人来教？是其次的事。前一段时间，有人问我关于北大教改的事，怎么评价那个什么教师末位淘汰制。我说，首先提出的应该是个教什么的问题。什么事情值得你去研究、去教？这是最重要的。下面才是怎么教、什么人教的问题。从教师待遇上分析教改问题，那是分田分地真忙。分配不均了，为老师自己的利益打起来了。而不是为了教学生什么知识、什么专业问题需要研究打起来了。孰轻孰重？这些才是最重要的问题。大学走过的路和大学的精神和原则，都是和解决的人类发展中的大问题有关系。

看看我们现在的环境。现在有人研究转基因肆无忌惮，搞不好生物界要受很大影响，这个世界会因此崩溃。比如最近的SARS、禽流感等。面对病毒，我们现在毫无办法。从政府到群众，都解决不了。当时流行SARS时有人说，农村是最危险的。想一想，城市人与人接触多还是农村里人与人接触多呢？是城市的传染率高还是农村的传染率高呢？是城市的传染率高。城市化问题是大问题。

在古希腊那时候不讲多少技术。那时不需要多少技术。我们讲天人合一，但现在天人合一不行了。我们在水泥路上走，坐在汽车上，连土都碰不到。人文科学和这些技术科学有什么关系？是不是我们唱唱同一首歌就算提倡人文精神了，是不是就环保了？（笑声）不是的。我们研究环保，只注意研究水和空气的环保，物质的环保。我告诉你，是你的心灵不环保了，是你的心变脏了。你们为什么要去发展破坏世界的技术？为什么要研究转基因？为什么要生产成吨的毒药？为什么要搞那么多的武器？为什么要把人类生活变成这样那样？就是这些很简单又很重要的问题在困惑我们。上次我回老家霸州市，当地搞了个味精厂，把我的老家污染得一塌糊涂。大家为什么要吃味精？不吃又不会死。所以我想搞个反对吃味精运动。味精厂污染极大，周围整个农田臭不可闻，污水非常多。为了城里人吃的那点味精，就要一个鲜，这个\"鲜\"也是假鲜。是不是？也不好吃！以前的好厨师做菜也从不放味精。因为造味精，有多少农田被毁掉了。在我们工业化过程中，哪些是我们在农业中积累的好东西应该留下来？能不能研究一下哪些地搞工业化，哪些地该留下来，整个水利怎么安排？这不该研究吗？我们的大学能为我们现在的城市化过程，为我们将要办的事提供什么支持和分析？希望你们能好好想一想。我讲了这么多，已经说了好多问题了，还有好多没说。时间不允许了，就到这儿吧。谢谢大家！（掌声）

答 疑

主持人：大家感谢李老师精彩的演讲，在刚才听的过程中大家一定已有了很多问题，欢迎踊跃发言。大家可以把问题写在纸上，交到前面来。请大家利用休息的时间想好问题。

问：您刚才提到了日本的高投入，没有给日本带来高回报。那您对中国大学目前对教育的投入有什么建议呢？

答：我请英籍华人陈一文先生先来回答一下好吗？他对此很有研究。他是孙中山的战友，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的孙子。

陈一文答：对刚才的那个命题解释一下。2001年日本对科学技术的投入相当于美国对科学技术研究投入的50%，相当于德国对科学技术投资的200%。但它的诺贝尔奖金的获得者或是科学技术的成果距世界顶级水平还差得很远。在世界上只能算中等。这些不是我说的，是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他们采访了日本科学界的一批权威人士。其中有一位前几年获得诺贝尔奖金，日本政府专门聘请他邦政府研究如何促进日本经济的发展，看怎么进行科学技术研究。另外也采访了其他的科学家。上面的是在采访当中这个日本人自己的感受，其中有两点我觉得特别重要。一是，国家在科学技术资金的投入要注意投在什么地方。他们认为日本的错误就是投入到知识的渐进式发展项目里面，就是说把资金投入到某个学科，它会有向前发展的认识，而没有把资金投入到挑战性的项目里面，也就是说这个项目里面可能有一部分应用和当前的理论有冲突，也就是实现了一些重大的突破。钱花在一些四平八稳稳稳当当的项目上，很没有价值。这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另外一个原因，他们总结出来的，就是说日本人的特点--也是东方人的特点，也是中国人的——就是学者研究东西，我研究我的，你研究你的，我不评论你，你也不要评论我。不敢展开科学上的论战。在欧洲和美国许多重大的科学研究成果的发现，都是在争论的过程中，所谓的思想的火花的迸发产生的。我们来看中国的一些学术杂志，就是尽量你也不评论我，我也不评论你。他们总结的最主要的两个原因就是这两个原因。

问：那这个毛病在什么地方呢？

李晓宁答：我们的大学里这种创新精神是非常缺的。学生与学生有争论常见到，学生跟老师争论就少了。最难看到的是老师与老师的争论。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老师与老师的争论。要是把孔子和孟子放一块吵，那一定很好玩。西方大学最看重的就是能不能驳倒老师。在学术发展中，学生与老师对答，学生一般都比较年轻，掌握知识比较少。辩论有出彩的地方，但是还不够。如果你能看到歌德和黑格尔吵起来了，席勒和谁干起来了，那就很有意思了。这种思想辩论在西方历史上比比皆是。再看看爱因斯坦、卢瑟福、波尔，在他们之间都有很强的攻击，很多物理学家都来争。而我们在学校里，老师和老师之间很少争论。所以说东方人这方面就差远了。大学精神也应该在这些体现。争论是出新的一个途径。

问：中国为什么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过渡到工业化，为什么没有出现科学技术？

答：这两个问题很好。但这个问题太大了，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工业化？李约瑟难题就是问这个的。第一，于我们思维方法有关，我们没有建立严密的形式逻辑思维体系。由此，中国科学基础理论非常差，我们的基础理论基本上都是舶来的。我们的条件非常适合发展农业，从南到北，我们的江河流域都非常适合定居农业。如果洋人不打来，我们中国人都不想打出去。中国人很少有航海冒险的，像郑和、张骞，那都是特例。我们不需要那种拓殖精神，因为我们自己的家园已经非常好了。所以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说，倭寇为患闽浙沿海好几百年，尽是日本土匪打到中国来，中国人怎么就没打到琉球、日本去？我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很富足了，打那儿干嘛呢？那是个穷光蛋待的地方，什么也没有。我们这里是个富足的地方。长期以来，就是这样。在没有比我们更好得更强的刺激下，我们不愿去。后来别人打进来了，工业化国家打进来了。我们没办法了，开始接受，突然发现他们很强。这都是因为我们的农业太富足了。另外，还有思想方法问题。你们在网上可以看看我作的讲演《我的东西方思想方法观》和《城市化运动与行业协会》都谈到这个原因。网址：

http://www.tecn.cn

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2853

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1677

问：清华人怎么才能相比其他大学有你说的那种大学的优势？

答：要研究新的大问题。清华人什么时候想明白了这个事，他就有优势了。有了思想的优势，再努力去做，那就很快就会实现目标了。怕的就是想不明白，想不明白的话就老在后面。你凭什么成为优势大学？什么叫做优势？刚才提到斯坦福、哈佛。都是解决了很多大问题的学校。清华里有多少人在想着这些问题呢？你们有谁想社会需要我们做什么吗？考考清华的学生，不考知识的题，考考你学过的知识对这个世界有什么用？你能写出多少条来？如果你能写出很多，而且你去做了，那你肯定会是第一。

问：现在有建立新学科的必要吗？

答：建新学科就是解决新问题。新问题的提出要有意义。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就没有必要建这个新学科了。比如，我们建个学科叫神仙学，研究这个问题意义不大，所以我们不去研究它了。那如果我们发现新问题，比如有了像刚才讲的，电话的主控线路被切断后，旁支线路能否保证全网畅通？以及其他的，对这个世界的，对我们生活能产生重大影响的问题，我们就应该建立一个学科。这样应该是有意义的。这些问题在天天敲你的鼻子：那些转基因的牛，我们中国人产的大豆。我们大豆产油率12%，美国人27%。那么高是怎么回事？是转基因的。转基因的大豆为什么美国人不吃，全卖到中国来呢？中国人产的这个大豆，被美国人买去，他们吃。我原来想怎么会有人卖产油率高的大豆，买产油率低的大豆，不是傻子吗？哦，现在清楚了。

大学排名是否排在前面不重要，关键是你能否解决问题，能否使我们获得知识与幸福。

问：您提到我们的大学与国外的差距。但如果只是一味的学别人，还会有自己的特色吗？还有清华的精神吗？

答：我看到外国的一个好学者，就真的羡慕外国的人。我看到英国有很好得学者，就想成为英国人。比如我知道了牛顿的老师巴罗，把数学教授让给牛顿的事情。牛顿那是数学成绩最差，还没毕业，但巴罗非要把卢卡逊数学教授的职位让给牛顿。当时剑桥大学都反对他这样做。巴罗坚持己见，以辞职相威胁。结果给这个曾经不及格的牛顿创造了那时世界数学另一半内容的机会。巴罗的眼光非常准，我非常希望有巴罗这样的老师。其实他是英国人还是中国人都不要紧。为此我很喜欢英国人。我也非常讨厌英国人。憎恶英国人打到中国，烧了我们的圆明园。我看到古代人的事迹很受感动。非常想回到几百年前朱熹的白鹿洞书院去，聆听他与陆九渊的辩论。我不憎恨任何知识。我渴望得到各种知识，渴望得到任何形式的知识，不排斥任何民族性的东西。但，一切坏的，不管是什么民族的，都讨厌。我小时候\"全盘西化\"，后又想\"全盘中化\"，其实最后都是取长补短。我特别烦搞什么八卦预测的。易经的书我家有很多，我现在还在看，我特别想知道中国人几千年从易经看出了什么，有什么好处。而一看到说易经就是八卦算命的人，我就想一巴掌打死他。（笑声）

我们别把我们民族的留下的好东西糟蹋了，认真去想它。

我们应该向那些对人类做出贡献的洋人学习。不管他是黑人、白人。

我提到的斯坦福夫人，这位老太太已经死了好多年了。我不认识她，不是特意为她的亡灵鼓噪，特意地祭祀她。今天我说起她，是因为我们都有一种相通的精神——她给人类带了了光明！这是最重要的。知道吗？孩子们。（掌声持续）

2002年8月20日在北京大学所做的演讲全文，经本人审阅。

（四）

李晓宁：城市化运动与行业协会

2004-11-09

● 李晓宁

为什么把我今天讲演的题目定成这样子呢?我想讲一下西方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生成方面的问题。怕有些人误解我的意思，所以选了这个标题。一会儿讲的内容不是简单的行业协会问题。很大一部分是政治学和社会学范畴的问题。城市化运动是指欧洲中世纪，9世纪到13世纪这一段时间，发生的一场非常重要的革命。它算是社会革命呢？还是经济革命？不好说。总之是历史影响非常大的一场革命。当时伴随它起来的是城市自治社会，其中行会组织影响很大。这里说的行会不是现在说的行业协会，行业协会是我们现在说的词汇，与以前的行会有关系。当时的行会是城市自治社会组织。这种自治社会组织对以后的西方，乃至于对世界的政治、法律、经济、社会影响巨大。最近几年，媒体上老是在说，要小政府、大社会，要加强社会中介组织建设。社会怎么个大法？政府小了，减少了功能，是需要加强社会组织。且不知我们古代历史上没有这个传统，而且现在很多人对社会组织理解有很大的偏差。不知道社会组织生成的条件和过程。两年前，我参加了一个民主党派组织的研讨会，内容是怎么搞好社会中介组织。当时在会上，我就对“中介”两个字提出疑问，我认为社会组织的功能不仅仅是中介的功能。中介也不是社会组织的主要功能，社会组织的主要功能应该是自治。当时觉得应该仔细研究一下自治社会组织的历史渊源，看看它是如何生成的，我们中国人对此了解得很不够。所以就看了很多书，一直在想这件事儿。今天到此给大家汇报一下思考所得。

自治社会组织的形成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可能要从欧洲中世纪的城市兴起说起。西方中世纪的城市兴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以前我也不太注意这件事情。城市哪儿都有呀。欧洲有，亚洲也有，非洲有，美洲也有。城市，不就是一大帮人聚集在一起，住在一个地方，叫做城市，跟乡村不太一样。有什么奇怪的？后来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非常非常重要。我看到很多西方重要的史学家和哲学家都对中世纪的城市化运动做了很深刻的分析。比如说马克斯·韦伯、布隆代尔、汤普逊、，还有其他的很多人，包括像罗素这些人等，都做过透彻分析。只要一分析西方发展史，中世纪的城市化运动是必然涉及的部分。中世纪的城市化运动形成了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史上非常关键的一章。同时也是东西方及其他的地区政治、社会结构发展很不一样的地方，一个产生了关键性变异的地方。学者们对城市的起源，特别是对中世纪的城市的起源，它形成的原因，众说不一，有很多说法，是个谜。然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谜，这个谜吸引了我，我也想吸引大家来对这个问题作一个透彻的了解。为了把问题了解得更清楚，请大家注意两个词汇，一个是Power(权力)，一个是Rights（权利）。这两个词在汉语中发音一样，很多人在使用上经常混淆，我今天就用两个英语单词表述。这是两个重要的词汇，后面我会围绕它们结合东西方城市社会发展史作一个比较。

西方学者，比如像布隆代尔、马克斯·韦伯、汤普逊、伯尔曼这些人，他们认为城市起源有很多原因，有马克公社的原因，日耳曼马克公社，也有贸易的原因，还有农奴逃亡原因，逃离封建领主的领地跑到一个地方来聚集起来，还有教区的原因，商业殖民地原因，好多种原因。但是我仔细想了想，我比较赞同商业殖民地和主教管辖是主要原因，其他因素同样影响城市形成。贸易的发展和建立商业殖民地大大影响了中世纪欧洲城市的形成。



我们把西罗马帝国的解体开始到15世纪文艺复兴前这一段时间称为中世纪。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沿着海路和河流，还有一些交通要道，逐渐形成了很多城市。比如说北部的汉撒同盟，还有沿莱茵河的莱茵城市。现在大家如果有机会到德国莱茵河去旅游，沿着莱茵河走，可以看到一个一个城堡，隔不远的一个城堡。当时因为德国有很多小邦，也聚集了很多城市。南部意大利和法国的沿岸，也有很多，比如佛罗伦萨、威尼斯，一直到大西洋沿岸的荷兰这边，鹿特丹、阿姆斯特丹。当时兴起了很多的城市。这些城市呢，构成了以后西方历史发展非常重要的转折点。这些城市的名称，特别北部的一些城市，都是什么什么堡，汉堡啊什么堡。德语的词尾叫做-burg，包括俄国人那个彼得堡，词尾用的是-burg。-burg这个词尾，表示是城堡，有一些城墙，有一些防御措施。

然而仅从防御措施来比较城市的形成机制，还不是很有意义。因为我们中国人也修了比西方厚的多的城墙。再看其他一些地区，亚洲一些地区，包括中亚的城市，还有印度城市，都有很多坚固的城堡。欧洲城市有一个特点，呈放射状，它的围墙随着城市的扩大，总是不断在扩展。另一个特点是什么呢？是以主教的所在地为城市中心，我们可以把它叫做主教城市。大家看这个鸟瞰图，就是俯视图呀，城市的中心都是教堂，城市沿着交通要道向外辐射。城里住的是一些手艺人，还有一些商业区。欧洲的城市扩展就是放射性的，欧洲沿海很多城市的特点都是这样的。比如象法国的里昂、马赛、佛罗伦萨。还有威尼斯，因为它建在海边的一个泻湖上，虽然是水城，但是你仔细看它的水道，还是以教堂中心广场向外辐射的。这与中国的城市构成有很大区别。我们中国的城市都是方的，街道是井字型的，城市的中心是官府衙门。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不同之处。

中世纪城市出现以前也有城，比如古希腊时期，有城邦。但请大家注意，那个城邦和现在我说的中世纪城市是很不一样的。城邦是建立在一块块，就像我们贵州云南山区那样的一个一个小平原上的，云贵川管这小平原叫坝子。坝子中间有一个小城，周围有一圈开垦的土地种植农作物，这是一个城邦。城邦的主要生产方式是种植，主要是靠农业，或者半农半牧。没有大规模的手工业和商业，只有少量的制陶啊，冶铁，少量的手工业。但是我说的这个欧洲中世纪的城市兴起跟城邦就很不一样了。中世纪城市主要的构成是：第一，中心是主教的教堂，其次就是大量的手工业者和商人。他们有人做过统计，在中世纪的城堡，这些城市中间，大概有4/5的是手艺人，1/5的是商人。当然也有的城市不太一样，比如像佛罗伦萨、热那亚，还有威尼斯、鹿特丹这些地方都是商人居多一点。这些地区商人比例也没有超过一半，城里主要还是手艺人。这些人聚集到城市以后，他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封建领主的土地上，大部分这些手艺人都是农奴。跑到城市来以后，他们慢慢变为自由人，形成了市民阶级。重要的是他们脱离了氏族性质的社会组织。市民这个概念我们理解是很不够的。我们现在常说市民这个词。报纸上一看：北京市民，上海市民，这样的称谓很多，是吧。现在叫什么民多了，农民、市民、公民很多概念，很多民了。但是这几个民是不一样的。西方所说的市民社会在中国古代就没有。欧洲中世纪这个城市市民的概念。第一个是脱离了农奴身份，是自由民的概念。而且呢，这种城市迅速形成了自治城市，城市治理是以自治社会为特征的。这个关键的就是我今天要说的。我们的历史上没有什么自治社会。在我们的基层农村，历史上有一些自治的情况，但结构和生成原因与欧洲是很不同的。我们的城市是皇帝，是中央权力派出者控制的地方，几乎是没有自治组织的状态。我后面会讲到晋商、徽商，中国商帮的组织。那是一些秘密结社的组织，不是一个中世纪欧洲契约式的自治社会。

大家可以看一个照片，佛罗伦萨市。这是佛罗伦萨的大教堂，还有周围的城市的边缘。这不是一个鸟瞰图，是俯视的。我在书上找到一张鸟瞰图，只不过印得太黑了，没法看了。这张可以看得很清楚，它教堂前面都有广场。我们的城市，衙门前是没有广场的，皇帝不许百姓随意聚会的。天安门广场是解放后扩建的，是民国以后慢慢形成的一个广场。在封建王朝的时候，你是不能随便跑到那儿随便溜达的。历史上我们每个城市中间都没有这种城市广场的。而欧洲的城市，你们看这个教堂前面就是一个很大的广场。巴黎圣母院前面也是广场，很多城市广场。威尼斯有圣马可广场啊，还有佛罗伦萨也有很多广场。下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米开朗琪罗广场，这是一个大卫像，这是米开朗琪罗塑的那大卫像，就是所罗门他爸爸。我这不是给大家看古建筑规划图，而是通过城市布局研究城市的政治结构。这是一些小巷，它的一些道都是通向这个广场的，有的广场教堂旁边也建了市政厅，有好多市政厅是和主教教堂挨着的。

城市聚集了很多人。由什么人来管理这个城市呢？什么人成为了城市中坚？我看到很多书上把这些人翻译叫作城市贵族。可我觉得叫贵族会产生很多歧义。中国有没有西方那种贵族的。按什么标准来定义呢？我先权且不说贵族的定义吧。反正这个城市贵族，不是那种靠军功获得，国王封的，有封建领地的那种伯爵、公爵那种贵族。他们是城市中间当时所称谓的“好人”集团，拉丁文叫做（boni hominess），也就是拥有资产的商人。之所以称之为好人、善人。就是那些人有钱来从事公益事业。后来，慢慢的这种人就形成为资产阶级。就是这样的一种人。他们来代表城市中间的主要居民来进行自治。而且这个自治过程是跟王权有激烈冲突的，打仗的。不仅跟王权冲突，跟教权也冲突，跟封建领主，周围的封建领主也是打仗的，打了好长时间。所以说市民争取权利的时候，就是Rights，他们是使用了各种手段的。当时市民经常讲，如果可能就以和平手段争取，必要的话就用暴力来争取。事实上每个城市的城市发展史都有过很多冲突。现在我们的历史教学非常可怜，只是通史那么一点点东西。城市发展史是非常关键的，这些东西非常重要。

那时候还很大限度依靠了教会的力量。中世纪的学者，无一不是僧侣。中世纪的这些文人、知识分子几乎全部都是僧侣。包括科学家，像哥白尼呀、伽利略这些人。因为他们是从教会学校获得知识，获得社会地位的。城市的管理者是依靠商业社团支持的。当时的商业团体也是宗教社团，也是“挂靠”在教会下的。教会对城市自治社会影响也是很大的。希望大家以后学西方历史，一定把基督教的发展史好好看一看。

刚开始的时候，基督教没有实行寺院的管理制度。寺院制度是从东方学来的。虽然实行了寺院制度，却没有实行禁欲制度。只有部分寺院禁欲。整个基督教世界还没有对神职人员实行禁欲主义的制度。尼西亚会议之后开始实行严格的禁欲制度。为什么呢？当时教会获得了很多财产，有很多教徒把财产捐赠给寺院，寺院自己不断经营发展，从而聚集了巨大的财产。主教把自己的财产，让他的儿子继承，会助长腐败。同时汇亵渎了教徒的神圣情感。教徒们会觉得太不合理了。这种现象很多。所以当时大家就研究怎么才能不使教会腐败。尼西亚会议以后想了一招，就是实行禁欲制度，不让教士结婚。不结婚你不就没儿子了嘛！教会管理委员会来继承遗产，来管理这些财产。这个不结婚，禁欲主义，很厉害！破除了血亲氏族的基础，改变了社会权力结构。尼西亚会议之后，教会在很多地区基本上了形成这种类似自治社会的教区组织。表面上结构它是主教教区，上面一直到教皇控制。但是在形成这种结构之前，在日耳曼人进攻的时候，世俗权力的统治者，那些官们都跑了。只有这些主教们，带领当地的一些居民在抵抗，以自治组织的形式抵抗。抵抗最坚决的就是罗马主教，所以教皇就从那个产生出来。大家谁也搞不清是从哪一任罗马主教开始叫教皇了，说不清，西方人也说不清，中国人更说不清了。大概是在尼西亚会议，他们尊利奥一世开始叫教皇。就在这个时期之前慢慢形成了自治制度。这是城市自治社会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商人们不断的殖民扩展。说道殖民，咱们想到的就是打仗。当时的殖民过程，还不全是打仗，有打仗的成分，也有很多商业贸易的发展过程。商人的社会的核心是契约社会。最大的契约就是城市宪章。我们到很晚期才知道宪法是怎么回事。其实早期的宪法是在一些联合会中间的共同约定。在早期马克公社和商人行会，还有很多宗教团体都具有誓约公社性质。大家通过谈判共同约定了，一起遵守一个章程。这就是盟誓。城市宪章，社会团体宪章。就是这样的，它是它自治社会的核心。这种宪章约定往往跟王权的统治者是冲突的，是不一样的。它是维护它本地区和本阶层，本地区一些占主要地位的阶层的利益的，跟王权还是有很多矛盾。

当城市宪章通过之后，它就成了一个重要的文件，以至于呢，它会保持于市政厅有三把锁和三把钥匙锁在柜子里头，档案柜里头。有时甚至把宪章镌刻在市政厅的墙壁或一所教堂的墙壁上，甚至镌刻在教堂的大门，和那个柱子上。因为你看，大家到广场外面开会，教堂是主教的地方，广场是商人聚集的地方和城市中间召开一些重要政治会议的地方，这个广场聚集呀，所以聚会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比如说，到到欧洲的南部的一些城市去旅游的时候，会看到一些著名的广场，都会让你去看这个城市的宪章当时是怎么建立的。这是在我们的城市理所没有的，我们没有这种市民约定。这点大家要非常注意。城市宪章一旦约定，城市居民就变成有权利（Rights）的自由市民，市民权就是这样来的。欧洲法律的构成，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城市法，就是随着这些自治社会的，城市自治社会的建立，城市法就成了继早期罗马法之后发展起来的非常重要的法律。当时中世纪有一句也是拉丁语的谚语是“城市空气使人自由”。因为周围的封建领主与农奴之间等级制度森严，无自由可谈。而城市里，大家都是跑出来的人，有点像闯关东似的，逃出来了自己发展。是这样一种状态。这些地方政权，城市政权，这个词刚才我用得不太准，就是城市这些政权，小的城镇的一些政权，都是由当地的这些议会，当时还不叫议会，是所谓类似议会的议事团体，来任命一些管理机关、立法机关、法院、低级文官来管理这些城市。而不是王权直接控制，不是国王直接派人到哪个城市里去任命某个具体的官。下边这些城镇市民自己来管理。请大家注意看这个公共广场图片。公共广场有很多市民可以聚会。广场聚会可以触发很多事情。像法国革命的网球场宣言那样。这些我都略过去不多说了。

这时候城市中间形成了很多行会。我们现在把它叫行会，我认为翻译都不是太准，其实应该叫联合会。这个词拉丁语叫做（Universitas）。它的词根Uni就是联合、综合的意思。这些组织因为有行业的特征，所以叫行会。其实他们主要目的是为了联合起来。行会主要是实现自己的rights。一个人的rights他不是能够自己一个人能去实现的，必须通过组织实现。就像工人的rights必须要通过工会来实现，妇女的rights要通过妇联实现，很多人组织起来，联合起来才能主张自己的rights。

传统的权力历来是通过王权系统、政府系统来实现的。其实行会不仅仅是手艺人、商人的组织，甚至大学或者科研团体，都是从行会发展起来的。这些行会都是从教会组织形式慢慢发展过来的。我上一次在这儿讲到东西方思想方法的走了两条路，其实东西方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也走了两条路。在政治结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方面，在这个城市的形成和功能方面，东西方差异非常大。有一个重要的差别，就是我们历史几乎没有rights这个东西。在我们的古代社会，中间找不到这个rights，也没有类似欧洲中世纪的城市自治社会。我们历史上强调的是power，是等级power制，等级权力的这种结构。而西方人有那样一个东西。它的最基本的来源往远说呢，是古希腊的自由结社组织的精神。

为什么会有这个差别呢？我一直想了很长时间。这要说得远一点了。我在这里也放胆妄言一次，自己瞎想的，说的不对大家可以批评。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开始后，老讲这个天赋人权。人权，Rights，这个好像是自然就有的。我仔细想了一下，实际上这个Rights不是天赋的。Rights是人给定的。不是自然的、天赋的。而Power这个东西倒像是“天赋”的。这种权力等级制，强者统制弱者的情况，除了在人群中间，在生物界也比比皆是。比方你看牛羊，看蚂蚁，看狼群，各种各样的动物，猴子。他们的power权力的等级是非常清楚的。而Rights在动物界中间是没有的，投票表达个体意愿在动物中间是没有的。人的这种power等级制是跟动物界有关系。看摩尔根《古代社会》，易洛魁人的社群关系， power等级的色彩是非常浓厚的。但是很少看到rights这种东西。我们经常听到原始共产主义，好像大家都排排座吃果果，平均分配。恐怕也不完全是那样，由拥有power的酋长主导分配的成分还是多。就像动物界那样子，为王的要多一点，为臣的、次要的、末端的总要获得少一些。

这里我插进来说中国历史上的社会结构。中国人在很长的历史时间里实行的是等级power制，等级权力制。这是很自然地延续下来的。为什么是这样呢？我想跟氏族社会有关系，跟血亲氏族社会有关系。我们中国的自然条件，气候、地理，是最适合定居农业生产的。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在这个方面能与我们相比。看看中国地图，从北向南，松花江流域，，淮河流域、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有很多的河了，密密麻麻就像血管一样。西高东低，大河向东流。大家去好好研究一下地理和气候，你们会看到，没有一个地方像中国这么适合定居农业的。所以我们在前几千年里，乃至上万年里，我们在各方面都是最好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自然条件相当好，以至于养活了很多的人。经济方面我们一直不落后。我们获得食品很方便。只是到了后面，工业化之后，我们落后一点。但我们这个地方还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就因为这个原因，中国人安土重迁的，不愿挪动。而我们周围的人，比如伊斯兰世界，中东、中亚的这些民族，都是游牧民族。他们的自然条件适合定居农业的不多。所以游牧民族产生了很多商人。我前两天去了敦煌讲课，特意到了阳关和玉门关看了看。那儿有一个阳关博物馆。在阳关博物馆的墙面装饰上，都是胡人拉的骆驼。我对搞古建筑的设计人员说：你们装饰的对了。这条丝绸之路上很少有中国人走，几乎没有中国人走。都是中亚的商人来运这些货。他们是游牧民族，他们需要这些东西。我们中国人是很少出去的。而且你看到了阳关外面有个古董滩。当时阳关关内驻的全是军队和一些官吏，阳关外面是商人住的地方。所以几百年以后，上千年以后，这些商人住的地方没有了。所以他们生活用的坛坛罐罐、家具什么的就成了古董了。为什么商人聚集住在城外呢？因为那些商人都是胡人。

欧洲适合农业的地方就是欧洲的北部，是法、德国、比利时、荷兰这一块。主要是德国、丹麦、波兰这一大块。定居农业的特点就是居民家里养猪。养猪只能适应定居农业的。游牧民族没法养猪，猪赶不走，到处乱跑，不便迁徙。而且猪不吃草，它是杂食动物，要吃农产品的终端产品。所以你看我们汉字的“家”字。房子里养猪就是家。这是咱们非常典型的一个特征。在欧洲，大部分语言说吃“肉”，指的是牛肉，吃猪肉要特意表示。德国人吃肉主要吃猪肉，他们的香肠很有名。还有意大利波河平原、乌克兰的香肠也很有名，那些地区也是定居农业发达的地方。定居农业保留一个什么东西呢？把血亲氏族社会保留下来了。

我们的平原，华北平原，有很多大村子。在飞机上看，或者到村子里看，都非常大。为什么大呢？因为这些村子周围的土地非常的多。完全可以养这么大一个村子的人。有很多土地资源来供这个村子。而在希腊呢？那儿是山区，石灰岩溶岩地形，条件就不太行了。它的城邦非常小，非常非常小坝子（小平原）。几平方公里的小平原，只能养一千来口人。人口稍微一增多，就要向外拓殖。你们看雅典这个地方，古代雅典种粮食都不好。主要种油橄榄树，榨油，靠出口橄榄油为生。所以希腊时期，人口一增多，就向地中海沿岸大规模进行海上拓殖。向欧洲南面几个半岛，巴尔干半岛，亚平宁半岛、伊伯利安半岛。这些地方山区多，没有多少平原。就意大利有一点，波河平原那一小点。当时向地中海沿岸拓殖是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在海上拓殖马上就引出来一个问题。在氏族社会中间，人们重视族内的血亲关系。总是先让自己族内的人先获得利益，而对没有血亲关系的人呢就要差点了。但是在海上拓殖的时候在船上发现一个合作问题。人们会发现“有用的同伙比自己的亲属更重要”。比如说在一条船上，有一个舵手不是我这个氏族的人，但他会掌舵，熟悉航路，而我不会掌舵。我的弟弟呢，虽然是我的血亲，他也不会掌舵只会吃。怎么办呢？我就得跟这个舵手合作，让度一部分利益，与他合作。这样就形成了契约关系，Rights这时候就出来了，双方要有对等、适应的权利义务。

海上拓殖最大特点是船随风走，船的容量有限，不能保证整个氏族的迁徙。也就是俗语讲的：随波逐流，各奔东西。顾准先生讲过，我们是牛车文明。我们很少有民族迁徙，而是整个氏族迁徙，或者是士族迁徙。某个大姓，在氏族迁徙时，连爷爷带孙子一块全搬走了。迁徙之后这个氏族社会的关系与结构不会被破坏。而欧洲人的迁徙，家族社会常常被打破了。欧洲人经常奇怪，中国人的姓氏，怎么过了上千年，还能倒来倒去，倒到那个省那个县那个村，还能接上关系，家谱能续下来。他们的那个约翰、亨利呀，早都找不着祖先在哪儿了，根本没法续家谱。

氏族社会一被打破，强调“rights”的这种合作就出现了，人们就有了契约关系。这就是为什么古希腊的人强调自由结社的组织精神，是在于他们的在拓殖的过程种产生了变化。非常重要的变化。刚才讲到欧洲中世纪城市兴起的时候，支撑那些商业团体合作的，也是这种自由结社精神。德国人西蒙勒讲过，：“这项运动，就是城市化运动，是一个经济革命，而我认为比任何后来的革命都更为重要，甚至比文艺复兴运动和印刷术的发明，和罗盘针的发现，或者比19世纪的革命和由此产生的所有产业上的革命，就是工业革命啊，都更为重要。因为后来这些革命只是12世纪到13世纪伟大的经济社会转化的从属后果而已。”

今天我讲这些，是提醒大家注意研究这些事情。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事。大家比较注意文艺复兴以后的事，科技上的革命呀。这些当然是很重要的。但是没有前面的城市化运动，后面这些几乎就不可能出现。比如说当时的佛罗伦萨，我还专门看了一下佛罗伦萨史，佛罗伦萨有七个大行会，有大概四十四个小行会，这是把七个大行会罗列了一下，大家以后可以研究一下佛罗伦萨史，比较有意思。

行会的出现是适应城市化发展的结果。行会结盟是广泛的。我先举一个行会的例子。当时欧洲最早的有两个大学，一个叫波伦亚大学，在意大利。还有一个就是巴黎大学。这两个大学很不一样。先说这个波伦亚大学。波伦亚大学原先是个教会的法律学校。有一帮求学的学生组成了一个Universitas（拉丁语），与现在大学的词根是一样的，就是联合会的意思，社团的意思。在此之前，学校都是怎么教学生的呢？是一个老师或一两个老师带一帮学生。跟我们的古代很相似。孔子就带孔子的学生，他不会带韩非子的学生，当然他们不是一个时代的了。假设这个墨子他们都是一个时代的，我的学生，孔子的学生就学孔子的，墨子学墨子的，决不会学别人的。当时呢，波伦亚的很这个学生联合会呀，他们也交费请老师。他们希望在自己花钱请到不同见解的教师来教他们，建立这么一个学校，这样子就有了这样一个波伦亚大学。前身是个法律学校，因为法律界当时有很多各执一方观点的学者。学生们觉得这样学习在应用方面是有意义的。既然是我们学生掏钱嘛，我们就要听很多老师讲课。这样就打破了一个教师带很多学生的程式，从此综合性大学就出现了。但是当时是非常非常原始的，以至于原始到什么程度呢？学生挑老师，老师可能上了两三天课，这学生可能说我不愿听你的，你走人吧，那老师上了不到半两月就走人了。一个老师连一个学期都教不下来了，由学生摆布。后来老师们急了，老师也搞了一个教师联合会，就是教师行会。他们与学生行会开始进行谈判。最后，主教出面了，他们决定由他们签发的毕业证书才有效。教权控制的学校。但学校的师生自治的形式有很大程度保留下来。谈好了才把这个课上下去。所以我说，北大这个教改，参考参考这个中世纪大学发展过程可能不无裨益的。

早期巴黎大学是主教们控制的。这时期的学校都是从教会学校发展出来的。都是些不满意教会学校僵死的教育的学生闹的，但巴黎大学很快被教权控制了。巴黎大学的第一方校印，1252年，刻的中世纪拉丁文，Universitas Magistrorum et Scholarium Parisiensium，“巴黎师生行会”。到了 1261年才改名叫巴黎大学。原来叫巴黎师生行会，就是教师和学生两个组织对掐了很长时间，结果是以后大家联合商量办事。后面的布拉格大学，佛罗伦萨大学，牛津、剑桥，很多大学，都类似上述学校的发展过程。

现代大学有学士、硕士、博士学位，这些学位是模仿中世纪商人、手工业同业行会的成员等级而确立的。行会的成员等级分为三等：艺徒、会员和师父。有很浓厚的行业色彩。我们讲这个大学的这个词－universitas联合会，大学就是这样的团体。大家注意这个词，很重要。当时，它是一个罗马法的术语，是具有法律人格的联合会，现在的术语就是社团。

我再举个科研方面的例子。上次我讲东西方思想方法比较的时候，就讲了这个问题。17世纪的英国，有一个格雷山姆这样一个商人。他很有钱，但是没儿子。死之前，他立了一个遗嘱要用遗产办一个格雷山姆学院。这个学院所教授的课程与其他大学不同。当时，中世纪的大学里教所谓七艺，前三艺是拉丁文、修辞学、逻辑，后四艺是算术、几何、天文、音乐，还有神学是主要课程。这个商人，格雷山姆的遗嘱上说，除了教这些课以外，还能不能教一下望远镜怎么使用，六分仪怎么使用，能不能教一教一些有利于航海的技术。遗产是拿来干这个事情的，不仅仅只是教神学所用的。他没有让主教去执行他的遗嘱，而让伦敦市政厅和商会来执行。那么伦敦市长执行了这个遗嘱，请来了最优秀的人组建了格雷山姆学院。威尔金斯、胡克，以至于后来牛顿、波义耳这些人，都到这个格雷山姆学院来了。后来国王的近臣发现在伦敦有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也参加了他们的讨论。国王把学院改成皇家学会。虽然改成皇家学会，但实际内部管理机制还是用商会和市政厅那套自治社会的管理机制，管理着皇家学会。近代史上，大量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和创造，一些非常优秀的科学家都出自皇家学会。这就是皇家学会的历史，就是这个行会，自治社会发展的历史。海峡对面，法国也有个科研中心－巴黎科学院。法国巴黎科学院是国王付工资的，他们一些研究项目就是让皇家喷水池怎么喷的更好看一点。反正都是讨皇帝的喜欢，皇帝想要要干的事情，他们都去研究。所以他们的研究就很局限，很窄。路易十六之后，法国革命了，一度这个学院被取消了，到了拿破仑时期才大大被改变了，因为拿破仑要打仗，拿破仑要改变这个事情，拿破仑自己当时他还兼了巴黎高师，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兼了巴黎高等工业学校校长。这些工业学校都是为战争服务，所以功课专业才得以进入大学。

大家看到了，这个自治社会对科技的发展促进是很大的。大家知道大学里的工科专业，理工科专业，原来是根本没有进入大学的。大学里的是教神学、修辞学、法学这些东西。怎么进入大学呢？就是在这个皇家学会的处置下，而且也是由于拿破仑战争不断的技术的发展。巴黎大学有四个学院，后来加进一个药学院。这个医学院就和药学院顶着干，坚决不授药学院的学术职位。药学院就跟个行业协会似的，都是一些做药的人。而且当时假药很多，弄得药学院老抬不起头来。最后呢，还是通过很多次的斗争证明了，你医生治病最后还是得和药打交道，和制药工业打交道。药学院的作用显示出来了，由国家支持算，是第一个进去大学的工科专业吧。可是英国呢，技术发展比法国早的多，但牛津和剑桥也是坚决不让这些技工学校搞工科的，玩车轱辘的，跑到大学里来。坚决不干。但是技工学院做出很多非常漂亮的事，使数学教授们不得不叹为观止，最后工科专业也终于进入了牛津和剑桥。是这样一个过程。

我们来看一下其它地区的城市，中东的城市都是比较低矮的房子。阿拉伯社会是一种power，权力社会体制，没有rights，没有盟誓公社的形式。他们用很强的权力统治城市，是非常庞大的军队驻辖地。城市中心是军队和皇帝派出的总督驻辖地，不允许随便聚会。城市是这样的，没有聚会的地方，就没有自治社会。

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是拉丁美洲。我是指从墨西哥到阿根廷之间的地方。信天主教的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占领的这些地方。当时大部分的城市都是以军营为中心，都有炮台，大家到那去旅游都可以看到这个东西。他们的军队驻扎在自己的城堡里，时刻警惕着周围的印第安人，防止受到袭击。那些地方也没有什么像南意大利这种自治社会的组织。它有教堂，但是教堂都盖在城堡里头。以至于你要到巴西，你看看巴西、玻利维亚，南美的很多城市在地图上，都是某某某上尉堡，某某某中尉堡，都是这样标有军衔的地名。基本是武装占据的，实行这种权力式的城市。几乎没有我刚才说得这种欧洲中世纪这种自治社会的出现。

在北美的情形就很不一样。英国人和荷兰人，还有一部分法国人新建的这些城市，他们继承了欧洲自治社会的传统。而且城市是不断扩展的，边界是不断扩大。要说自然地理条件，当时针对适合于当时的拓殖者生存来说，南美洲更好一点。气候呀，种植条件，都比北美还更好一点。可是呢，现在看北美和南美发展史，大家看得很清楚，北美就发达多了。自治社会对社会的发展是有很大的促进。当然我说自治社会并不是说没有power了，始终这个power，王权呀、政府始终是存在的。我是在很多事情上政权要与自治社会协调发展。今天老讲小政府大社会，你把政府缩小了，那些事儿谁来管呢？你得有东西撑着这个社会呀，自治社会就可以撑着。

顺便讲一个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国家需要有中央银行，中央银行一般是国有的。可是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却是12家私人银行组成的。为什么是这样的呢？美国原来没有中央银行。1907年以前，只是有一些私人银行，比如说摩根呀，还有其他几家银行，他们都是私人银行。当时摩根是最有钱的。1907年美国发生了经济危机了，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就找到摩根，对他说，你得投资呀，你们银行家如果不投资，不输血，这个社会就要塌方了。经济上就要更萧条了。摩根就把11家银行的朋友找到他家，要求他们投资救市。摩根让保镖把下面的门都锁了，让这些人坐在楼上，说你们不签约，就不要走。把这11家银行憋了一天。最后大家不得不签了这么一个约。大家一共出了2500万美元救市，摩根在其中出了500万美元。挽救了美国岌岌可危的经济。救下来之后，摩根就跟西奥多·罗斯福说，我们不能老用绑票的方法把大家弄到一起干预国家经济吧。最后想办法使这12家搞到一起，搞了这个联邦储备银行。集中起来，把钱集中起来，调整国家货币政策来用，这就是联邦储备银行的生成经过。虽然是国家的，很重要的金融power，它组成的集体带有很强的自治社会的特点。大家注意到这个问题。

再举一个例子，罗斯柴尔德家族，犹太家族。很多人都认为金融投资是跟权力挂在一起，钱跟权挂在一起。大家都知道历史上犹太人始终没有掌握政权的。犹太人在欧洲，在中世纪以后，一直就没有权力。但是他们经营的银行却很发达。为什么他们搞得这么好呢？他们都是在非常困难的时候，就是国家碰到困难，社会碰到困难的时候。他利用他的聪明能力，能干的分析能力，利用自治社会组织的杠杆来实现自己的目的。银行刚开始也是带有自治性质的。包括在自治社会中间的低级税率，就是这个最末端的税收，银行、股份制公司都跟自治社会有很大的关系。这些都是在荷兰、鹿特丹、还有法国的尼斯、意大利的威尼斯，在这些港口城市不断发展起来的。罗斯柴尔德的例子原来我讲过，普法战争的时候，法国被打败了，法国要还政治赔款。罗斯柴尔德出来说，我替你还一半。但是法国北部的矿山我来开采，法国人当时同意了。他开采北部矿山赚的钱比他替法国赔款还多很多。趁人之危。

我为什么今天讲这个题目？我认为当前中国面临五大问题。其中第一大问题，就是中国正在经历有史以来，这个地球上有史以来最大的城市化运动。十几亿人的城市化。这在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事。我建议大家看一看布隆代尔的《15－18世纪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这本书，他讲了很多西方城市化的过程和缘由。还有伯尔曼的《法律与革命》，汤普逊的《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也讲了很多。当大量的农村人口流入城市。整个社会结构将大大的改变。我说的改变不是管的吃饭穿衣服，或者居住条件、收入工资，是政治结构大大的改变，这个是非常不一样的，大家要仔细考虑一下的。这种自治社会的呼声是很高的，我不是说自治社会代替了全部的power的这种结构，政府权力结构。但是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我们的经济发展到这一步，这方面的研究而仅把当作社会中介组织是不够的。这个布隆代尔说了：“每个复苏时期都有两个赛跑者，国家和城市。（我把它叫做“power”和“rights”），通常是国家赢了，于是呢，城市隶属于国家，受到了强有力的控制。欧洲最初的城市繁荣的奇迹在于城市遥遥领先，赢得了这场比赛。至少在意大利、佛兰德和德国如此，（佛兰德就是比利时和荷兰这一块）相当长的时间内，城市充分体验了独立生活。这一重大的起源还没有研究清楚，但是它产生的重大后果十分明显。”起源没有研究清楚。我今天在这里说起源，布隆代尔说，虽然欧洲突然这么起来的这么一个城市化运动的起源搞不清楚，但是它产生的重大效果是很清楚的。我认为他们没研究清楚是因为他们只有一个参照系。要有两个以上参照系呀。对照看看中国的这边就清楚了，看看中国怎么回事。中国历史上，没有这种自治的市民社会组织，我们农村即便有些自治也是受氏族社会影响很深的，血亲氏族社会的色彩非常浓厚，跟这个西方不受氏族社会影响的城市市民社会组织是很有很大的。我们中国人在管理国家最重要的人是“士” ”。上次讲东西方思想方法观我说到我们跟西方有个非常大的区别。在早期的，就是古代的时候，当人们开始能够记住历史的时候，有一种官吏叫书吏，就是写字的。这种人是最接近权力拥有者的，接近祭司，近军事贵族。为什么呢？他们能书写，因为当时字都是象形文字。在西方，字母化了之后，书吏阶层一下子就没饭吃了。当时书吏职务还是父子嫡传的，因为最好的资源是不能让别人继承的，让自己的儿子继承最好。氏族社会的特点就是这样的。我们的书吏阶层一直保留下来了。识字不识字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门槛了。在中国，知识分子是整个官僚群体构成的最主要部分。我在这里要特别说一句，我们有些知识分子老说我们历史上国家不重视知识分子，那是胡说。中国是最重视知识分子的国家。中国的官，几乎全是知识分子充当。除了王朝更替的时候，有一些军事贵族占据一些职位。像什么张飞、关羽这样的人，暂时当两天军事贵族，用不了几天全部权力都得交给知识分子，交给仕来管。

说个小例子吧。故宫，天安门有五个城门洞。中间最大的城门洞，只允许一个人出入，那就是皇帝。还允许一个人一生进去一次，允许一个人一生出来一次。允许一个人一生进去一次的是谁呢？皇后。迎婚大娶的时候可以从中门进去。出来的是谁呢？状元。别人右偏门皇亲国戚，左偏门文武百官。这还不重视知识分子吗？还怎么重视你呀？这里说的知识分子就是士。你看士、农、工、商里，农、工、商有这个权利吗？其他阶层始终是受贬抑的。总是知识分子在掌管大权。汉朝的盐铁官营，就是当商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仕就出来了，控制重要的经济资源。历朝历代都是由官来控制，由士来控制。由官来控制。在中国古代，商人争取这种rights，几乎成为不可能。像后来有了大运河，有了这样一个包括重要的经济资源全部都控制在官手上。他这个管理结构是power式的。

咱们上次也讲到这个问题，我在这里再重申一下。曾国藩当时平定太平军以后，他也看到了船坚炮利，他也看见了机器之厉害，是不是？他并不是说把这些束之高阁，他也想用。怎么办呢？但是这些事情交给谁来经营呢？是交给官来营呢？还是交给民来营？也就是交给商来营。他想来想去，他觉得不能让商来营。让商人来经营就会产生自治社会，产生一个所谓的第三等级、平民阶层、市民阶层，到时候就会跟你与皇帝论短长。这件事还得交给最忠于皇上的那些士，也就是官来经营。交给我们读书人，什么左宗棠啊、张之洞啊、李鸿章啊，让他们来经营。洋务运动，大家别光看重那些官僚睁眼看世界。那实际是一场官营运动，它跟城市运动比起来，是一种倒退。那些仕经营的企业没有一个不赔本，没有一个不贪污，全部垮台，就是这样子的结果。

我们来看跟它几乎同时期的日本明治维新时期。萨摩藩、长州藩倒幕之后，也出了些领导人。大久保利通呀、西乡隆盛呀、伊藤博文这些人，他们没有直接去经营这个国家的商业。他们革新成功以后，没有一人当个大资本家。反过来把这些重要资源交给谁来营呢？交给了那些倒幕时期的随军粮草商人，什么三菱、三井、川崎，交给岩崎弥太郎这号人，让他们去经营。这样国家就发展起来了。日本跟西方不一样，日本是直接把这些国家资源交给三菱、三井、川崎这样的财团，是通过power直接给他们的，所以形成了这种日本特有的大财团特色。这种结构也很有意思。大家看社会发展，一定要看它怎么长出来的，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日本发展很快，它的资本主义工业很快就发展起来。这就是“以政带工”与“以商带工”的区别。

现在的官府下去了解情况是用调研的方法。你想想，你是一个官，要去下边调查一个事情的话。你再调研，你有商人直接用皮肤去感觉的那么深吗？是不是呀？你调研三天，你调研一个月，你也不如人家直接做事的那些人最明白呀。你去调研农民，了解他的痛苦。你去当他么二十年农民试试，就知道了。他的痛苦比你知道的多得多，是不是呀？你调研得出来吗？只有他自己组织起来，他用自己的经历来表达他的诉求，比你替他来说要强的多，要准确的多。

这就是自治社会的道理。我们是等级power，核心问题就是在历史上我们从来没有过（我不指现在啊，不要给我扣帽子）没有rights。没有表达、主张rights的那种组织。重要的原理是，rights这个要通过组织来实现。我们也有些组织，比如帮会、晋帮、徽帮。我讲了，关公崇拜，哪天我建议你们找胡小伟先生来讲一讲关公崇拜，他讲得不错，把这关公研究透了。

我们很多行业协会是二政府协会。充斥了各级退休干部。有的协会30几个退休的副部级干部。全都是退休的官当了协会的头脑。它们不是企业或商家自己组织起来的协会。所以没有生命力

一个协会要有哪些基本的功能呢？第一个要有内部谈判的功能。自治怎么治啊？大家坐在一起打哈哈，聊聊天就自治了？虽然是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会员之间还是会有不和谐的地方，有各种冲突。这就需要内部要有很好的谈判机制，有话好好说，有什么话先说出来。是不是？有博弈才能综合。我举三个臭皮匠的例子说明这个道理。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甲臭皮匠买皮子，乙臭皮匠缝皮子，丙臭皮匠卖皮货。三个人具有不同的功能，能够互补，凑到一起就是诸葛亮水平，大皮货公司。如果三个臭皮匠都是缝皮子的，或三个都是卖皮子的，和在一起就是格大臭皮匠，不可能有诸葛亮的水平。同时还可能产生负效应，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反到不好了。这种协会就自治不了了。内部谈判是一个综合过程。内部博弈的过程是各方妥协的过程，妥协对自治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个功能是制定原则与标准。实际以前的宪章就是原则。大家讨论以后，确定标准，方可准确行事。可以根据这个标准检测认证会员的行为和产品，甚至公证或树立优秀品牌。现在一说什么是好品牌，就是上电视台拿广告费堆出来的。那种品牌，没有根基。优秀品牌首先应该是在你自己行业内受到同行的尊重和认可。比如一个建筑品牌，建筑协会的会员，大家都去看看你盖房子盖的怎么样。都是内行，再加上使用者的评判，综合起来，才称上是一个好品牌。其中，行业协会对会员企业的认证和公证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我们这个，现在行业协会，由于不是自组织的，落魄的二衙门，只会发牌子。你给我钱，我就发给你优秀品牌的牌子，你就是中国最伟大的企业。那不是瞎扯么！是不是啊？这件事非常重要。

再有就是培训的功能。我们现在经常把一般教育与培训混为一谈。我认为一般的教育，是解决一般的、普适的问题，而培训是解决特殊的问题。一般教育解决一些常态的问题，而培训解决综合适应的问题。比如说，我们讲素养，由一般的教育来完成。我们讲准备，则由培训解决准备。假设我们准备登山、准备去钓鱼。要登山我们准备登山鞋、绳子。准备钓鱼我们就要准备鱼杆呀、水桶这些东西。培训是解决学校毕业以后碰到的各种各样的事情。我到了深圳看到有清华研究院、北大研究院，包括香港科大等，很多研究院都看看。深圳这个新兴城市非常需要培训很多的人适应经济发展。这些人希望大学能帮他们的忙。我后来发现现在的大学教师作不了培训。培训的人要在一线干过的，要掌握一些最新、最清楚的信息，这样的人作培训才行。学校的教师只是把原来在大学教课重教一遍，那叫什么培训？吧基础课重教一遍是根本不行的。刚才我讲了格雷山姆学院为什么要教那些新东西就是这个道理。北大教改，要搞末位淘汰。我看这不是问题的关键。我说你首先要解决教什么的问题？其次是怎么教？后面才是谁来教？最后才是给老师多少钱的事。老在琢磨给多少钱，是不是教改的方向？培训这个事情在中国开展的还不是太好。培训搞得最好的是美国人和加拿大人，他们得适应性非常强。协会要组织第一线的优秀的企业里最了情况的人，来做培训老师。

再下来一个功能就是搜集交流信息。一线信息从哪来呢？从协会来。而我们现在的协会是没有这个能力。自治社会中间的信息也是，他为什么能够比官府派来的人更明白，就是他接近一线信息。图书馆要被快速的大量的数据库所冲击。当然图书馆也是很重要的事了。那么这些交流信息从哪来的？各种协会将会带来很多一线变化的信息。

协会的功能再下来就是与外部的行业谈判。我举个例子就是这回SARS出来了，餐饮业倒霉了，没人敢去吃饭了。可是餐饮业的对头是谁呢？是房屋租赁业，租房子那伙人。餐饮这儿都没人吃饭了，租房子的一分房价也不减，该多少钱还是多少钱。不调整个行业就完蛋了。如果餐饮业协会与房屋租赁业协会谈判，同时向政府建议。最后把房租减下来，这样就平衡了。是不是呀？包括很多行业之间，有上游行业有下游行业，有做得顺利的不顺利的。国家的扶植政策、调整政策靠什么？靠你整个协会来进行调整。谈判，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功能。很多的组织在作这个事情，教育、组织、纪律是冰山下的4/5，非常重要的。这个外部谈判，对媒体进行公告，解决相邻的行业中间的一些问题，协会是最有说话权的。现在有一个协会，大家非常重视呀，就是消协。买点东西有毛病了，就去找消协，一不行就要找消协去。消费者协会代表了你的rights，它可以替你在媒体上公告。经常宣扬一家伙，谁谁怎么了。。。消协就公布这个，哪个不合格了，谁的质量又不高了，谁又赖帐了。了不得，很厉害。

关键还是跟政府谈判。税收和一些政府的行业扶植政策要与行业协会谈判之后再确定，就会科学得多。税务局也只能靠调研来了解各行业的发展的情况。一大堆的报表说明不了多少问题。只有在第一线的人他是最清楚的。联合起来，通过协会来与政府探讨、谈判，来决定这个调整税收政策。是最积极、最有效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可以参与、制订扶植政策。

协会对银行投资业有利。投资者需要了解行业中间的很多信息。了解企业的资信度怎么样呀，特别是那些创业企业。是不是啊？怎么办呢？行业协会可以帮助银行评估这个企业的综合能力，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中国银行业老是找不着北。这个钱呀，要不攥在手上全捏死了，要不撒出去就拿不回来了，全是坏帐。就像朱德说的那句话，像抓了个麻雀一样，一撒手飞了，一使劲捏死了。这种事情协会可以帮助他。

行业协会另外很重要一件事，就是自律。自治社会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自律。大家都是同行，都明白，自己制订的规矩约束自己，是非常清楚的。比政府派一个人来约束，有的时候还好。这个大家可以看温州的这个打火机协会呀，温州的这些协会，它的自律非常好。不能因为一个耗子屎坏了一锅汤，是不是呀？大家做事情，要有一个共同宪章，要讨论很多具体的约束标准。比如我们这样伙人要到云南去旅游，有人要住五星级饭店，有人要住最普通最便宜的招待所；有人要坐飞机，有人要坐火车，是不是？有人要游十天，有人一天就够了；有人要逛庙，有人要逛风景。那就在一起，要保持整个团队不散的情况下，大家在一起讨论，就要制订纲领，就要作妥协。这妥协之后大家互相监督。要保持团队的整体行动的话，你不监督、不自律，结果到处乱跑，这不就搞砸了锅了吗？自律有时候比这个他律的约束力还强，比这个政府的约束力还强。现在我们有很多假货呀，盗贼蜂起呀，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坑蒙拐骗呀，老说人心不古。把大家都送道德学校回炉吗？不行的，你也回不了这个炉。建立一个非常好的协会进行自律，因为大家的利益在一起，逼得大家都要互相监督。

关键要给协会平等的权力，rights。现在我们的这个二掌柜的现象非常多啊，退休了还要管人家。所谓搞调研，弄好多费用要企业报销。其实他们并不真正了解行业和企业的现况，也无法了解。我讲个中国古代老讲的一个故事：铁匠儿子张小泉。我的孩子上幼儿园买的这个小册子。铁匠有个儿子叫张小泉。有一天铁匠对儿子说：“你去自己挣一吊钱给我看看好吗？。”张小泉一想，这有什么难的呢？他就出门了，碰见他姥姥，问他：“你干嘛去？”他说：“我爸让我挣吊钱去。”他姥姥说：“嗨，费那事干嘛呀？我这里有吊钱你拿走吧。” 张小泉拿给他爸爸说，我挣了一吊钱。他爸顺手把铜钱扔到洪炉里了。张小泉站着那儿跟个没事人似的。他爸就说，这吊钱肯定不是你挣的，你说这钱是谁给你的？小泉说是姥姥给的。铁匠说你能自己挣吊钱。张小泉答应了父亲，就出了门了，在外面打了一年工，爬山涉水，累得要死，到年里挣了一吊钱回来了。把钱给他爸爸说，我挣了一吊钱。他爸爸又一下把钱扔到洪炉里，这铁匠儿子张小泉抢上去一把，用手把洪炉里的铜钱给抓出来了。铁匠知道了，这钱是张小泉自己挣的，他受了千辛万苦不容易呀，所以才舍不得。自组织的协会与二衙门的协会不一样，就在这儿呢。前者关键是知道挣一吊钱不容易，另外它也有挣这吊钱的能力。二衙门的协会既不珍惜一吊钱，也没有挣钱的能力。那些所谓搞调研的人没有这个能力，作不了这个事情。

上次在北京图书馆讲演，有一个人提问，说我们现在这些市长都是组织部任命的，都是官。以后商人能不能当市长？我说那有什么不好呢？如果一个商人的品格和能力以及各方面都很好的话，为什么不呢？再没有其他的劣迹的情况下，这个很好的人为什么不能让他当呢？你看香港，董建华他们，这些人都做的很好，其他人未必能作得比他们好。我说，我们中国只要有了很好的商人，有了有公益心的商人，有什么事情作不好的呢？他们能力会很强，可能还会做的很好。但是这种机制商人能够冒出来吗？只有在很好的协会自律的情况下，约束的情况下才能产生很好的领导人。很多人把行业协会称为社会中介组织，仅仅把它局限于中介二字是不对的，只上传下达是不够的。对于一个社会组织，具备自治能力是重要的。所以今天我讲的这些东西呢，也只是蜻蜓点水的给大家说一说。

（五）

前进中的中欧关系

——李晓宁2006年5月25日在米兰会议上的讲演稿

要讲中欧关系，就要先谈世界格局。自冷战之后，随着苏联的崩溃，以美苏为代表的两极世界格局分解了。十几年来，世界各国领导人的演说与新闻媒体评论报道多以多极世界或多元世界来表述新的格局。什么是新的“极”或“元”的定义呢？以前两极世界是以意识形态划分的，一个共产主义，一个资本主义。一个极权世界，一个自由世界。虽然两边互有贬低，但界线还是比较清楚的。然而，当今的国际关系却不是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

随着七八十年代开始的新经济变革，全球产业转移与资源配置有很大转变，尤其原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指导政策有了极大的变化，国家间的关系也随之改变。为此，我与王建、王湘穗、乔良等人合著了一本书——《新战国时代》，对新世界格局形成原因以及发展趋向做了明确的分析。根据现行的货币联盟关系与政治战略合作关系，我们认为这个世界目前有三大板块，形成了三个比较大的力量极。第一个是以北美自由贸易区为基础的板块，包括有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第二个板块就是欧盟加俄罗斯及周边地区。第三个板块是东亚及东南亚，包括中国、日本、韩国、东南亚各国，辐射印度、巴基斯坦、中东各国。近年来，世界上很多地区的事情都随着这三大板块的力量改变而发生变化。这三大板块形成了一种均势状态，很像中国历史上的战国时代，战国时代的主要特征不是战争而是结盟。当今世界，大的战争不大好打起来了，但旧的结盟关系会大大改变。新的联盟关系是什么？各国都在关心这个问题。本文不以综述世界格局为要，只是着重讨论三大政治经济板块中中国与欧洲关系发展趋向与存在的问题。

早在冷战时期，中国就游离出前苏联体系，单独与欧洲建立了双边的关系。1964年中国与法国建交即是明证。当时的法国也是背离了很多所谓“西方”的概念束缚。中国不受苏联控制，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那个时期的中国领导人这样做，有着长远的战略目的，认为欧洲不会长期受美国摆布，一定会形成一个独立的政治经济集团，中国应该与这个集团友好相处。这对于缓解美苏两大超级大国对中国的威胁与控制十分有利，对平衡世界格局有利。虽然一百多年来，欧洲很多国家与中国发生过冲突，意识形态也有很大区别。然而，二战之后，欧洲放弃了大规模的军备。尤其是淡化了解决争端以武力相向的原则，在处理国际争端方面多谈判，少威胁，把以前殖民时期伸得长长的手缩了回来。从而为欧洲发展获得了战略机会。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欧之间已不存在根本性的冲突，互相不构成战争威胁。这个基本条件与态势决定了中欧关系新的健康走向。

1980年以后，全球制造业转移，金融投资更加全球化，中国改革开放。欧洲以审慎的步伐进入了中国市场。早期签订的《中欧贸易协定》，成立了贸易联合委员会，并定期举行年会。1985年双方签署《欧共体与中国贸易经济合作协议》。1994年欧盟开始实施亚洲新战略，并相继制定了三个对华关系的政策性文件。1995年通过了《中欧关系长期政策》。1996年通过了《欧盟对华合作新战略》。1998年欧盟理事会通过决议，把中国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名单上删除，并通过《与中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把欧盟的对华政策提高到与美国、俄罗斯、日本同等重要的地位。凡此种种，均为中欧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1997年中国与欧盟国家贸易第一次由逆差转入顺差。2005年中国已是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而欧盟则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突破了2000亿美元。欧盟还是中国累计第一大技术供应方，累计对中国的第四大实际投资方。有人预计中欧双边贸易将很快达到3000亿美元，而且欧盟将继续保持对中国第一大技术供应方的地位，对华投资将在中国引资来源地中继续位居前茅。欧盟对华投资多在技术含量较高的生产领域，质量和效益良好，磁悬浮列车、空客飞机和核电站等项目已成为中欧合作的标志性项目。意大利菲亚特、芬兰诺基亚、德国大众、法国雪铁龙、荷兰菲利普、比利时贝尔等，都已成为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欧洲公司，进入了中国人的生活中。中欧的经济合作与双边贸易呈现出非常好的趋势。

这个好的趋势有个基本缘由，还是那句话：中欧之间不存在根本性的冲突，互相不构成战争威胁。所以，一切都好商量。

冷战结束后，美国迅速在世界各地调整战略部署，争分夺秒，要尽快建立一个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新秩序。911事件更加激发了美国对战略节点的加速控制。伊拉克战争时期，美欧对发动的战争程序与理由有很不同的解释与做法。欧洲则对世界新秩序有着自己的解读与构想。在联合国，欧盟的一些主要国家一度成为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最大的质询者。在强压下，欧盟内部各国政府也出现过意见不一。但是欧盟维护了统一，没有分裂。伊拉克战争后期，美国也采取了许多办法逐步修补与欧洲的裂痕。然而，两方的战略取向还是有很大区别。欧洲人越来越不把大西洋视为唯一的合作基础，他们的眼睛在注视着太平洋与印度洋。我对媒体流行的欧盟东扩观点不太认同，认为这些观点过于小气。欧洲的战略构想岂止是简单延揽几个原东欧国家做伙伴。欧盟是要在东方与中国、印度做邻居，欧洲人在寻找新的可靠的强大的战略伙伴与更大的发展空间。

有些美国人不这样想，他们想让全世界接受一种安排，即美利坚为主导的安排。同时，依靠自己的军事与经济强势来推行这种战略意图。这是一种一厢情愿的安排。今年三月我访美时对上届政府副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傅莱堡(Aaron Friedberg)先生说过一段话：“冷战结束了，很多美国人忽然觉得做一切事情都‘很容易’了。我说要在‘很容易’后面加上半句话，叫做‘很容易’犯错误。”近几年的战争已证明了美国人很多做法是有问题的。为什么欧美对冷战后的战略构想如此不同呢？我想过很长时间。结论是欧洲在本土打过两次大战，生灵涂炭，吃过大亏，铭记在心。战后痛定思痛，决心改变战略发展方向与方式，以联合为主，减少以至放弃征伐。而年轻的美国没有吃过大亏，自恃强大，仅仅用抽象的理论与逻辑去判断取舍。很多美国人迷信自己的战争之力会“武运长久”，新经济奇迹会经久不衰。当然，美国也有很多纠错能力很强的人，他们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新世纪的中欧关系要具有更加重大的战略意义。首先要建立一种信任机制。只有信任才会有联合，才会有发展。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令是考验中欧关系的试金石。中国是潜在的敌人吗？中国崛起会是西方的灾难吗？中国将成为具有攻击性的超级大国吗？中国将是毁灭西方民主制度的魔鬼吗？如果解除军售禁令，我们欧洲人会不会养虎为患呢？尽管这些问题的答案显而易见，但从冷战规则走出来的欧洲政治家需要排除很多干扰与成见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并要花些气力才能向人民说清楚。只有了解中国，深层次的了解，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与决策。很多欧洲领导人都在这样做，已经有了很好的效果。

中国是历经战争磨难的国家。一百多年来，几乎没有哪个大城市没受过战火的洗劫。二十世纪因战争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是中国，也是被战争毁坏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到处都可以看到战争留下的痕迹。本人曾多次陪同来中国访问的欧美人士参观游览。他们看到很多精美的古代建筑被毁坏，问我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回答他们是战争，是外国侵略者造成的。中国人不愿意用战争解决问题，特别是那些在战争时期过来的老人。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二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乔治城大学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代表团时发表谈话就说过：“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他的思想很大程度代表了经过战争一代领导人的内心情感。中国主张和平共处，主张和谐社会，都是这个原因。合则两利，斗则两败。可是中国不会放弃国防，不会忘记一百年受屈辱的历史，会加强国家的防御力量。这些加强国防的举措都不会给其他人造成威胁，相反还会为反对恐怖主义，稳定世界和平局势做出贡献。中国没有远涉重洋攻击他国的历史，也不会主动攻击别的国家。欧洲政治家认识到这个基本点，就会给中欧关系乃至世界和平带来福音。这个结论看似简单，但走向共识之路很漫长，很不容易，需要克服很多干扰与成见。

有了这些对战争与和平的共识，中欧之间的政治合作将会出现一个新的局面。这个政治合作的基础形式将是一种磋商与谈判的模式，应该有一个长期稳定的体制框架。

前面我列举的经贸数据中有一项值得注意。即欧盟是中国累计第一大技术供应方。欧洲与中国合作的基本点是什么呢？是仅仅把中国当作一个廉价地制造基地或者作为一个推销欧洲产品的市场加以利用？还是从深层研发以至到基础建设方面与中国进行合作？简单说，是临时利用一下呢？还是有长远打算？合作之初，人们有很多疑惑，在寻找一条正确的战略发展路线。欧洲各国二十年来与中国的经济交往中很多案例说明了这个问题。20年前，芬兰的诺基亚进入了中国。与诺基亚同时进入中国的电信类产品的欧美公司有很多，也很强大。但大多数欧美、日本公司早期只把中国当作一个销售市场看待，研发机构都放在本土。而诺基亚很早就想明白这个问题，他们认为中国将是世界上最大的移动通信市场，这个市场决定着移动通信业产品的走向。在中国制造诺基亚的电信产品，不仅仅是降低生产成本，还是能否领先移动通信设备的设计、技术研发的问题，也是在最大的市场建立认知度最高的品牌的机会。他们以中国人的使用需求设计产品以及研发适用技术，把研发基地搬到中国去。在这场竞争的战略选择中，诺基亚中了头彩。1985年，诺基亚的第一个办事处设立在北京饭店的地下室，当时只有5名员工。到2005年诺基亚仅在在中国大陆当年就销售了3250万部手机。2005年第四季度诺基亚全球销售额超过了100亿欧元。而那些早期进入中国，当时比诺基亚更强大的公司却没有获得这样的业绩。

从1949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普及教育上花了大力气，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普及了中小学教育，使得中国农民转入工业体系成为技术工人，做好了基础准备。虽然没有很多尖端水平的大学，中国高等教育还是培养了大量优良的工程师。中国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以华侨商人与乡镇企业为先导，通过“三来一补”“两头在外”的经济政策，与国际经济迅速接轨，适时承接了全球制造业转移。20年来，中国企业学会了用国际先进经验与标准管理企业，也发明了中国式的管理方式，在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号召下，成长迅速。中国商人不断进取，占领了全球低端技术商品的很大市场，全球的超市里到处都是大量标着“中国制造”标签的商品。

由于以前中国长期与世界工业体系隔绝，科研创新能力很低，改革开放初期，只能靠低价格体系中的廉价劳动力以及低价生产资源来与国外商家合作。形成了技术创造力不足的痼疾。为改变这种情况，中国准备产业全面升级。产业升级，技术创造力的提高是关键所在，而引进发达国家的技术又是提高创造力的重要环节。欧洲在与中国的经济交往中，发挥长处，为中国提供了技术支持。这样的合作，对双方长期有利。在交往中是限制乃至遏制先进技术流向中国，还是共同开发分享红利？成为必须想清楚的问题。比如，在纺织品行业里，与中国企业竞争生产成本与管理成本，恐怕欧洲企业已不占上风。但产品设计，技术创新则是欧洲企业的长项。今年5月在米兰博科尼商业大学召开的会议上，我拿中国浙江省上虞市的一个企业做例子说明此事。这个企业建立十几年了，业绩非常好，生产成本控制与管理，意大利中小企业无法与之相比。然而该企业的产品要进入欧洲市场，设计问题成了巨大的困难。我与企业负责人讨论解决问题的方案时，企业领导人提出要用重金收购意大利设计公司。因为他知道意大利设计全球有名，中国这方面还是弱项。中国成本控制最好的企业与意大利创造力最强的企业结合，一定会有新的好效果。他们参加了米兰的商业会议，开始寻找意大利的合作伙伴。中国有句成语叫“取长补短”，可以形象地描述中欧经济合作的战略途径。我想，合作的主题词应该是了解、信任、长远、稳定。没有深层的了解与基本信任，长久和平共处与合作就难以做到。这是中欧经济合作交流的大前提，是关键要素。不论遇到什么困难，只要坚持这个基本原则，通过协商都可以解决。欧洲已不是19世纪惟我独尊的欧洲，中国也不是帝制时期固步自封的中国，双方都应该能找到长久共荣的路径。

当下中欧贸易与合作还是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比如，欧洲各国市场准入的规则不尽相同，比较美国、日本，中国企业进入欧洲市场开发成本较高。欧洲进口中国产品时多使用欧洲规则，出口时倾向使用灵活的成员国标准。内部市场与外部市场区分过于明显，使得产生区域排他性。欧盟各国的具体政策很多，企业难以适应。不像美国、日本那样政策统一。这些问题我认为在不断加强的交往过程中都会被解决。还有很多有关移民、出入境管理方面法规带来的种种的不便。欧盟是一个历史上从没有过的国家联盟，长期以来欧盟的贸易大都是在欧洲或欧美内部进行。与中国进行大规模的贸易与经济合作前所未有。换句话说，我们是在做很多前所未有的事。但是这件事非常值得做。凡是看得远，看得清的领导者，就会主动建立更多适应中欧两方特点的磋商与谈判机制，解决那些以前从没想到的问题。我还是想说，别小气，别近视。只要欧洲的领导人、企业家、银行家看清一个因素，就是中欧没有根本冲突，就会看到一条稳定的道路。这是与中国打交道时比美国、日本更加方便的因素。这是一个战略因素，利用不好将随风而逝。80年代日本与中国贸易、经济合作数量很大，是当时中国进口量最大的国家，一度有很好的发展势头。但小泉政府在长期友好问题上没有远见，鼠目寸光，制造麻烦，使得中日经济交流起伏不定，丧失了很多的战略合作机会。现在日本已落到中国排第4位的贸易伙伴，中国对日本贸易依赖度大幅下降。美国很多政治家要改善中美关系，但有一部分人担心中国崛起影响美国霸权，其实所谓崛起就是进步快了些，所以他们主张一边改善中美关系，一边有所保留。我称之为“留一手战略”。总之，这些小气的思维会长期影响美、日的战略设计。欧洲应该没有这个问题，或者说不应该有这种问题。这是欧洲的战略机遇，不应该为琐碎小事捆绑住双脚，要迈开大步，迎接繁荣。

再说说欧元、美元与人民币。欧元从诞生以来，就与美元成了欢喜冤家。这句话不好翻译。中国把吵吵闹闹，互相猜忌，又形影不离的小夫妻叫做欢喜冤家。美元是美国对世界的控制利器。欧元体系建立后，对美元的霸主地位产生了冲击。国际投资商就要不断地评估欧元与美元的投资利润比。美元对欧元的汇率是全球银行家及投资商注意的焦点。很多人看一种国际货币是否是“强势”，主要看它对其他国际货币的比值。他们忽略了首先应该注意的是这种货币的使用率，我说的使用率指的是这种国际货币的国际贸易结算量与储备量。这种国际货币的国际贸易结算量与储备量高则可以视为强势，否则相反。两种强势货币比较的第二位要素才应注重比值高低。在欧元出现之前，没有一种国际货币能与美元抗衡。美元的贸易结算量权重非常高，成为各国外汇储备的首选货币。也就是说，美元的贸易结算权重直接影响着各国的外汇储备权重。评估各国的外汇储备基本以美元计算。欧元一诞生就具备了强势货币的基本条件，使得各国贸易政策，金融政策与外汇储备币种结构都随之改变。外汇储备的币种数据各国是保密的。为什么保密?因为大家都不知道欧元到底有多“结实”。欧美之间，投资与贸易用美元还是欧元结算也成了大问题。美元与欧元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又互相贬抑，所以我们称之为欢喜冤家。美欧的经济结构也与此有关。当前世界经济的发动机，无非欧美、日本（当然中国也快进入对世界经济有大影响的国家行列）。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国际金融资本给谁加油，谁的经济就增长得快些。欧元自出现后有过短暂的下跌，后来对美元的汇率一直呈上升趋势。最近幅度在加大，频率在加快。克林顿政府后期，奉行强势美元政策，从而保证美元的金融霸权。布什政府在美国经济下滑的趋势显现时，就顾不得所谓的强势比值。他们会损着欧洲的利益，贬低比值，扩大贸易量，由此提高美元结算量，维持真正的强势。目前欧元还不是很“结实”的货币。我们不知道五年以后，各国的美元与欧元的国际贸易结算量是多少。但这一两年是欧洲的关口。怎样能使欧元“结实”起来？恐怕欧洲要与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日本、伊朗以及很多产油国家协调货币政策。其中中国是重要因素。人民币的国际贸易结算量也在增加，也越来越“强势”了。人民币与美元、欧元之间的汇率调整将会影响世界经济的发展。这些方面大家都没有经验，尤其没有合作经验，都在评估揣测。我不是银行家，但我觉得，相互依存度高的货币之间应该是合作多于攻击。经济全球化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使得原有的民族国家利益概念被淡化。这些货币都要靠使用地区与国家经济的支持。从长期看，欧洲经济利好的趋势才是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欧元在今后的世界里要肩负更多的责任。中欧经济交流与合作将开拓一种新的模式，也必须有一个新模式，使得欧洲与中国经济得到大规模的发展。当下建立与加强协调与分析机制成为首先要做的事。比如提一个问题，如果美元对欧元大幅度贬值，欧洲会怎办？中国、日本会怎么办？这样的问题，恐怕要未雨绸缪，要有战略预案，要早做协调。

另外再谈谈文化价值问题，这对于发展中欧关系很重要。一百多年来，中国一直在努力学习西方。大量的中国留学生、学者赴欧洲学习。中国的新闻出版界也对西方，尤其是对欧洲做了大量的介绍。很多中国学者可以对西方哲学、文学、历史如数家珍。比较起来中国人对欧洲的文化价值更熟悉些。中小学教材与辅助读物中欧洲作家的名篇比比皆是。中国的中学生随意可以说出很多欧洲著名城市与历史事件，而欧洲人对中国了解得却不是很多。对于欧洲的中学生来说，中国还是个神秘的国家。用巴黎圣路易中学一位老师的话说，在法国初中部分的历史教科书中，中国完全成为一个“被遗忘的国度”。不仅如此，很多媒体与出版物还有大量的负面以至歪曲的报道。这是影响中欧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来到中国的欧洲学生，见到我都会说：“我们在欧洲与在中国，看到与听到有关中国的情况非常不一样。”中国在当今世界上已经是一个有影响的国家，有着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国人对世界很早就有了自己独特的见解。中国的哲学与方法将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忽视这样一个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国家是不对的。当中欧贸易额突破2000亿美元时，我就想，在古代，丝绸之路比这小得多的贸易额就传播了很多中西文化价值。而现在这2000亿美元的贸易给中国和欧洲带来多少文化价值上的改变呢？中欧之间仅仅是局限在物质享受上的互相满足吗？双方经济交往的目的仅仅如此吗？两个具有古老文明的大陆之间贸易额都到了2000亿美元的数量级，彼此在文化层面还如此陌生，是不是一种耻辱呢？每天吃着，用着“中国制造”的商品，而对这个国家知之甚少，岂不怪哉。这是一种畸形的状态。看样子我们双方的文化学者与政治家、企业家都要做点什么。首先，双方的大学要做出表率。要走出象牙塔，不止是做一些纯学术的逻辑推演，要进入双方社会各个层面，做深入了解。只有深入了解，才会减少猜忌，才会找到共同点。这些方面仅仅靠政府推动远远不够，也不可能深入持久。各类社会组织与学术机构都应做些有组织的行动。比如建立一些长期论坛，在媒体上做专栏报道，尤其双方的思想家要多做交流，这是中欧知识分子责无旁贷的事情。在中国，很长一段时间，一位学者如果对欧洲一点知识都没有，人们会认为他学问不好。但在欧洲，不了解中国的学者恐怕不一定有人这样看他。欧洲有很多著名的大学与研究机构，我想中欧关系如此重要，这些学校与机构应该有所建树。欧洲最早工业化，国家、社会最早现代化，中国在很多方面要向欧洲学习，比如政府管理、社会组织、经济协调、金融投资、科学技术，很多很多。只有对中欧的文化价值互相了解了，产生认同，才会有长久稳定的合作。

总结一下，我谈了中欧政治、经济、金融、文化几个方面的看法。核心是如下逻辑：中欧之间没有根本性冲突，认清这点就不会放过当前的战略合作机会。需要建立良好的经济磋商与货币融通机制，并在文化深层更好地进行沟通。如果以上原则得以实现，中欧关系将会有美好的明天。

我今天讲的内容只是我个人的见解，不代表任何他人与组织意见。谢谢大家！

（六）

李晓宁：把获得真理的力量传给学生

《21世纪经济报道》2006-09-04

大学从来就不是孤立的象牙塔。

自大学产生以来，其发展即与社会变迁密不可分。探求大学的发展之道也决非仅仅是大学的墙内之事。

人们在剖析当今中国大学存在的种种弊病时，不妨先把眼光放远一点，看一看大学与技术、与社会、与思想的互动历程，或许能从中寻求中国大学痼疾的病灶。

学者李晓宁以“变化的世界与大学的变化”为题曾在清华做过精彩演讲，他对大学的发展和变迁的宏大历史视野引人深思。本报诚邀李晓宁撰写“把获得真理的力量传给学生”一文，是为“追寻缺失的大学精神”系列之四。

● 李晓宁

1. 科学技术研究进入大学

讲教育发展不能只讲大学墙里面的事。我要把墙里的大学发展和墙外的社会变化挂起钩来。

早期希腊沿海城市相对文化发达，比如拿波利、佛罗伦萨、比萨、法国的尼兹，有很多比较好的老师。海上交流比较多，知识传播得比较快。在博洛尼亚，很多学生租房住在一起。他们想，我们一个个地找老师求学，还不如凑钱把那些老师一起请来讲课。不仅省钱省事，关键还能聆听不同观点的老师进行辩论，这样就有了博洛尼亚大学。

在欧洲有争论，有人认为博洛尼亚大学不是第一个大学，巴黎大学才是第一大学，其实时间差不多。当时在巴黎也有很多求学的人，组成了很多同乡会，叫“民族团”。但是巴黎大学和博洛尼亚大学不一样，早期博洛尼亚大学以学生为主导，所定制度对老师来说非常残酷。今天请老师来讲课，明天早上就可以把老师赶走。而巴黎大学是老师们先开始成立了一个联合会，与学生的联合会进行谈判，最后实现了教师主导，学生要来学习，就必须要达到几个条件。如果学不好，学校就可以开除他。巴黎大学的校戳，在1241年写的是巴黎师生联合会，到了1252年才称之为巴黎大学。

早期大学基本是人文科学，比如当时的巴黎大学只有医学、文学、法学和神学四个学部，这与当时的社会需求是吻合的。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自然科学成长壮大的发端。博洛尼亚大学的哥白尼和佛罗伦萨大学的伽利略从天文上打破了旧的学说，自他们开始，自然科学得以长足发展。巴黎大学后来扩展时，第一个接受的学科不是工科，是药学。后来即使工科发展到一定程度，巴黎大学还是不接受工科。也是在文艺复兴时期，科学技术进入到了巴黎大学里。

英国人一直落后，到了15世纪以后，英国人才逐渐走在了世界前面。为什么呢？是英国人聪明吗？我看不见得，主要是特殊条件促成。

当时在全球，包括欧洲大陆和中国，最稳定的生产条件是有一块好地。只要有了一块好地，你把地好好地种上，可供养很多人。定居农业的民族称为最富有的民族。英国人农业不发达，牧业发达，靠近海岸，所以重商主义并不是英国人主动选择，是条件所逼。在古代从事牧业、狩猎业的民族是碰上灾荒就濒临生存危机。连吃的粮食、盐都没有了，就只能向外乞求。乞求不成，就会发动战争打仗，通过劫掠争取生存。

这里我要讲一个英国商人的故事，叫格雷山姆，赚了很多钱，但没有儿子，格雷山姆立遗嘱，用他的遗产建立了一所以科学教育为主的学院。当时大学只学神学、法学。格雷山姆发现，那么多大学为什么没有人替我们商人解决一些问题呢？格雷山姆立遗嘱要求这所学院除了教授神学、法学之外，还要教如何使用望远镜、六分仪等与航海有关的技术，这样就把实践的内容揉进去了。格雷山姆的遗嘱在1597年被执行了，而且学生学习时免费的。

这里我还要插进一个问题，那时科学研究的资金来源往往是遗产基金。特别是那些没有儿子的人，还有教会教士的遗产。这主要归因于教会革命后的一个重要规定：教士不准结婚。于是教士的遗产就不能嫡传给他的孩子，而是由委员会来处置。委员会设法使钱用在最该用的地方。并且在欧洲还要征遗产征税，很多人觉得与其把钱交给一个完全不相关的人去处置，不如在生前将它捐赠给一个慈善组织或者作为科学基金。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教会规定和遗产税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科学研究的发展。

后来查理二世国王的近臣去格雷山姆学院视察，发现很多著名人物譬如：威尔金斯·牛顿等人都在那里授课，就将这所学院改为皇家学会。英国皇家学会对人类做出了巨大贡献，诞生了像牛顿、波义耳、达尔文、法拉第等一批科学家。当时世界一半以上的自然科学基础理论是皇家学会奠定的。这是科学家所研究的课题，不是教皇指派的，也不是皇帝的，是来自一线的实践带给科学家的。

当时欧洲大陆也有个巴黎科学院，法兰西学院。但是因为他们的经费都是皇帝给的，大学里的教师就只研究一些比如如何使皇家花园里的喷水池更好看，怎么养好皇家花园里的奇花异草。一切都是为了讨皇帝的欢心，并不关心科学技术对社会有什么用处。

中国也是如此，清朝的苏州制造局可以造出能用软笔写的万寿无疆的钟表，表机械功能也十分强，斜面、蜗杆、齿轮、游丝这些功能都具备。但是那些工匠为什么不去做工作母机呢？不做枪炮呢？我们的能工巧匠都给皇帝做玩具去了。

拿破仑是炮兵出身。攻打土伦的时候是一个少尉，土伦要塞城墙很高，当时的臼炮，打不到墙后面保皇党的指挥所。拿破仑的数学很好。他算出了炮弹运行的抛物线轨迹，打到了高墙后面，取得了胜利。人们为此而尊敬他，他也由此而发迹。

拿破仑创办了巴黎高等工业学校和巴黎高等师范学校。还强行把那些工科专业塞进大学里去，如果大学不接受，就将其解散，最后他干脆把全国的大学改为帝国大学。

战争和贸易是人类发展的两个主要形式。英国通过贸易、重商，使大学发展起来了。法国人靠战争用工科专业带动了科学技术。

在欧洲，德国人是比较晚进行工业革命的。德国的容克地主躺在葡萄园里，喝着醇美的葡萄酒，多么惬意。但是有一天英国人到酒吧里拿着一袋子钱，摆在他们面前。开始几十杯、几十杯的要啤酒时，他们宁静的日子被打破了。他们开始怀疑，英国人那来的那么多钱？德国人后来明白是英国人用机器挣来几十倍于农业的钱。

德国意识到要搞工业革命时出了一个人——威廉·冯·洪堡，德国的教育大臣，著名学者。他弟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地理学家，威廉·冯·洪堡本人毕业于哥廷根大学。哥廷根大学的数学很有名，出了很多著名数学家，诸如高斯等等，成为哥廷根学派。威廉·冯·洪堡建立了柏林大学，提出了洪堡原则：德国的工业革命起步晚，怎么赶上，一是要研究法律，二是要研究用什么样的技术才能加快工业化进程。洪堡原则提出教学要与科研相结合，于是科研走入了大学校园，大大影响了教与学两个方面，学校里第一次不是广招学生了。

研究生制度是后来在美国完善起来的，当时还没有。当时德国有的大学生毕业后不离开学校，留在老师身边，老师让研究生去工厂实习。而且，老师也经营企业，一边上课，一边要照顾自己的企业。

洪堡原则迅速使柏林大学、波恩大学、海德堡大学与欧洲其他的大学变得与众不同。其他国家教授穿这体面西装，上衣口袋别着三尖峰手绢参加晚会时，德国的教授却钻进了煤窑里开始研究。柏林大学成了世界上最好的大学，诞生了很多哲学家、工程技术专家和社会学家。当时的美国人最希望的就是去德国大学留学。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德国大学都为天下学子所景仰。中国人在清朝末年，开始赴西方留学时，很多人也瞄准了德国的大学。

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二次大战把德国大学摧毁了。最可惜的是哥廷根大学，哥廷根大学是世界数学研究的中心，完全被毁掉了。浩劫过后德国的大学走进了低谷。柏林大学战后划归东德，教育水平下降。但是最近，两德合并后，德国的大学迅速发展。柏林大学在世界上所排名次，三年前进了25位。

2. 实用精神带动美国大学教育

到底是美国的工商业带动了大学的发展呢，还是大学促进了工商业的进步？总之，20世纪，美国的大学超过了欧洲的大学。

美国众多有名的大学都在东北部。其中，杰佛逊创立的弗吉尼亚州立大学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其中有两个重要改革，一是不教神学，一是学生自己可以选课，这也是教育史上重要的变革。经历了南北战争后，美国人创立了技术学院和社区学院，将大学机制大众化。美国是一个比较平民化的国家。后来将大学社区化，所以建立了很多技术学院。但哈佛和耶鲁始终不认同这样的理念。

我认为真正代表美国大学精神的是斯坦福大学。铁路大王利兰德·斯坦福的儿子15岁在哈佛上学的时候不幸亡故。他的父母找到哈佛校长希望以儿子的名义为学校捐赠一个学院，但遭到了拒绝。

老斯坦福当时很生气，于是他决定回家乡去自己建一所大学，将自己8800英亩的农场分成两份，一块地做校区，一块做生活区，建立了斯坦福大学。老斯坦福本人文化素质不高，无法承担校长的职务。于是他就到处寻访，在印地安纳大学找到了乔丹校长。乔丹后来在斯坦福当了23年校长，他曾说：我们教师和学生在大学里应该建立一种精神基础，为人类文明延续而勇战。它不为传统所禁锢，不为外部所阻碍，还可以勇往直前。我们要把搞社会教育的无价之宝传给学生，把获得真理的力量传给学生。其中“不为传统所禁锢”就是斯坦福的特点。

老斯坦福在建校的典礼上说：“我衷心地希望你们年轻人来找我，但我又怕那些说空话的青年。社会使得成功的青年必须是事业家。因为人生的成功必须经历培养发展与创造。一个人不被创造也不会被建设，我认为人类科学对培养人的心智精神特别重要。人类就是要讲创造性。”后来的美国总统胡佛就是斯坦福第一届毕业生。毕业于采矿专业的胡佛，后来成了美国第三十一届总统。而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在美国学界也是鼎鼎大名的。

1893年，老斯坦福死了，学校的整个重担压在了他夫人身上。这时美国爆发了经济危机，老斯坦福的所有财产被冻结了。有人这时就劝斯坦福夫人停办大学以渡难关，至少是暂时停办。斯坦福夫人闭门考虑了两个星期，然后告诉乔丹校长她不打算停办斯坦福大学。高大的乔丹校长当时感动的甚至跪在了斯坦福夫人面前。

斯坦福夫人和乔丹校长一起努力，终于使得法官允许他们从冻结的资金中，每月拿一万美金来用。第一个月只拿到五百美元，乔丹校长连夜走遍校园，将钱分给了最急需的人。但正当问题似乎要解决时，新的问题产生了，老斯坦福当年修铁路的时候向政府贷款了一千五百万美金，联邦政府决定无限期地冻结斯坦福的财产，理由是为了保护政府投资。1896年9月22日斯坦福夫人又去找总统。总统表示自己是政府的人,没有办法随意撤销政府的决定，但建议她就此到法院去起诉政府。一年后，斯坦福夫人起诉政府。法院判决联邦政府败诉。1898年，政府宣布斯坦福的所有财产解冻，斯坦福夫人随后将所有资产变卖，将所得的1100万美金——她的所有家产，全部捐给了斯坦福大学委员会。在当时的环境下，这笔巨款拯救了斯坦福大学。对此，乔丹校长十分感激地说：“斯坦福这所大学，命运系于一个善良妇人。”斯坦福大学后来成为了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大学。在硅谷93%的经营者都是斯坦福大学的毕业生。

回顾大学的发展历程，先是早期教育，博洛尼亚大学、巴黎大学的成立，后来是工业化与英国、德国的大学，继而是美国的实用主义与大学的发展。今天的大学，我认为斯坦福是个方向。美国有一种说法：如果你的家里没有钱，但你很用功，你可以读哈佛；如果你不用功但是很有钱，你可以读斯坦福。人们听到这种说法容易产生误解，以为哈佛的学费比斯坦福低。以为斯坦福的学生质量比较差。哈佛的学费大概是13万美元左右，斯坦福大概是11万美元左右。哈佛主要考虑学生成绩，并不在乎学生有没有钱，并且有多种途径可以帮助穷的学生解决负担。斯坦福有名是因为世界各国的政要和富商的孩子在斯坦福。但是那只是新闻记者的看法。斯坦福大学1951年从大学校园划出了斯坦福工业区，创造了硅谷，孕育了英特尔等很多公司，大大促进了社会发展。

一个大学要是只靠名人效应就没什么意思了。一个学校，靠的是整体创造力，看的是到底做了什么。就像潘恩和杰佛逊墓碑上的故事。潘恩的墓碑上写到“潘恩——《常识》的作者”，杰佛逊的墓碑上写的是“杰佛逊——《独立宣言》的起草者，弗吉尼亚大学创始人”。其实潘恩是大陆会议的外交秘书，杰佛逊是美国第三任总统，这些职务都没写在墓碑上。这两人都是在美国独立过程中都起了很大作用的人。墓碑是自己撰写的，他们认为重要的是做了思想的创新工作，又做了新思想的传承工作。

3. 培养官僚？研究学问？还是功能服务？

在中国，京师大学堂创办初期就是培养官僚的，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是宗旨。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思想，不是自己的发明，而是他去德国留学，学习了洪堡办柏林大学的经验与原则，他回来改造北京大学，才开始提倡大学以兼容各种学派、研究问题、教书育人为主了。这是中国高等教育的里程碑。还有很多的教会大学，承袭了西方大学教育的传统，把西方教育的思想与方法带进了中国。

中国一直没过工业革命的一关，中国的大学亦受此影响。清华大学并非中国要工业化而建立的，是因为洋人打进来后促成的，西方思想通过大学这种形式灌输进来。京师大学堂开办时的中国，大学主要是培养官僚，学者多数还是那种“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人。天天修身养性，敌寇攻进来了，马上变成了一群不战、不和、不降、不走的笨蛋。

即便是研究学问，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大学的文科师资比理工科强得多，尤其是文学与历史，夸夸其谈的文人颇多。清华不是有个“行胜于言”的校训吗？“行胜于言”就是针对当时现状，提倡多做一点事，少说些虚话。但现在过分强调“行胜于言”，就有一点问题了。现在中国大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弱，尤其人文部分更差，应增加更多关联度高的一般知识。

说中国大学就要说1952年的院系调整。1949年以前的大学专业设置，本来就有点营养不均衡。早期文史哲方面有很多大师，例如陈独秀、钱穆、胡适、刘半农等大家。但理、工、农、医都比较差，我们连个普通的自行车都造不出来。你让陈独秀去造自行车去？建国后，1952年大学开始院系调整，打破了大学自治的格局与自组织的状态，主要是学习当时的苏联。很多综合性大学变成专业大学，又建了很多专业技术学院。这次院系调整对我们的大学伤害很大，破坏了大学的自治性，也破坏了大学几十年自组织、自适应的状态。大学是一个有机体，但这次调整使很多大学功能简单化，再要恢复起来是很不容易的。比如我想学希腊哲学，吃一瓶希腊哲学药马上就变成了希腊哲人了吗？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这种药。一个大学更要好多年的自组织和自适应的过程才会比较完善。

现在有一个现象，因为大学图书馆的很多书已经旧了，所以必须看新书。大学教授们、老师们一年看多少本书？三年级以上的学生平均看几本？我得到的印象是学生读新书比老师多。我想问问，看新书少的老师怎么教看新书多的学生呢？不看书，你怎么教学生？

目前全球历史上最大的城市化运动正在中国发生。城市化不是开玩笑的，要把农民变成市民，仅礼仪训练就不容易。城市化要使整个生活有组织化，要懂得更多的法律，要懂各种各样城市人际的关系。在此之际，我们的大学能做些什么？我们做了什么？现在大学做的都是学校里的知识分子目力所及的事。比如，如果我是研究计算机程序的，一看大街上堵车了，我就研究个ITS系统；我们到超市买东西结账排队，就想做个好的超市结算软件，这些都是眼睛看到的。那么没有看到的呢？还有更多需要做的事。在新时期大学是干什么的？今后大学趋向是什么？

随着社会的发展，墙里面的大学会变化，大学院墙就会慢慢消失。大学越来越普及化，更多墙外的人也在研究新问题。谁研究透了新问题，谁参与进来，就有权威。墙里的权威垄断的时代，只是过去了。

中国现在各个行业的知识分子应该深入生活与生产实践中，了解现状，运用人类已经了解的基本理论和实用的技术，不断的分析，打破原来垄断我们头脑的过时的东西，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要提倡不自欺，不欺人，提倡探索新事物和提出新学说的精神。中国人在这个方面还差得太远。

然而，纵观大学的发展史，中国人最应该在这个历史时期对世界作出贡献。你看日本人，创造了经济奇迹，但他们办的大学不是一流的。所以十年来，日本经济一片萧条。这只是一个表征。它的大学不行，它的各个方面都不行。美国为什么行？是因为美国有三千多所优质大学。如果把美国三千多所大学都弄没了，美国就完了。只要三千多所大学还在，它就能富强起来。

现在大学教育方式办成了中学教育的延伸。大学不是中学的延伸，而应是自主学习的开始。全球化、信息化、教育终生化都对大学教育起作用。我们要保存知识、传承知识，所以既要基础性又要实践性，这两者不是矛盾的，而是互通的。苏格拉底说：“未经审视的生活是没有价值的生活。”我们审视我们走过的路，发现新价值和获取的途径。

大学是依靠自己自治还是政府支持？我不是反对政府支持，但更要重视大学的自治性。现在大学学生要交学费，但中国大学主要还是靠政府拨款支持。美国人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走了弯路，就是大学60%经费靠政府支持。后来美国人慢慢改变，增强了大学自治性，大学的创造性随之增强。大学最重要的事是教什么、学什么、研究什么，而怎么教、什么人来教是其次的事。有人问我怎么评价教师末位淘汰制。我说，首先提出的应该是教什么的问题。什么事情值得去研究、去教？这是最重要的。从教师待遇上分析教改问题，就像分田分地似的，分配不均了，老师为自己的利益打起来了，而不是为了教学生什么知识、什么专业问题打起来了。孰轻孰重？这些才是最重要的问题。

大学走过的路和大学的精神和原则，都是和解决人类发展中的大问题有关系。看看现在的环境。有人研究转基因肆无忌惮，搞不好生物界要受很大影响，世界会因此崩溃。

古希腊不讲多少技术，那时不需要多少技术；而我们的先人也讲天人合一，但现在天人合一不行了。我们在水泥路上走，坐在汽车上，连土都碰不到。人文科学和这些技术科学有什么关系？是不是我们唱唱同一首歌就算提倡人文精神了，是不是就环保了？不是的。我们研究环保，只注意研究水和空气的环保、物质的环保，这是不行的。我认为，是人的心灵不环保了，为什么要去发展破坏世界的技术？为什么要研究转基因？为什么要生产成吨的毒药？为什么要搞那么多的武器？为什么要把人类生活变成这样那样？就是这些很简单又很重要的问题在困惑我们。我们的大学能为我们的城市化过程提供什么支持和分析？

我提到的斯坦福夫人，这位老太太已经死了好多年了。我不认识她，不是特意为她的亡灵鼓噪，特意地祭祀她。今天我说起她，是因为我们都有一种相通的精神——她给人类带来了光明！这是最重要的。知道吗？孩子们。

(七）

李晓宁：新时期西太平洋地区发展趋势研判

2012-08-21《战略与管理》2010年第9/10期

合编本 李晓宁 高 洪 李 薇 王湘穗 唐淳风胡继平 纪明葵 王鸿刚 刘江永字号：

【编者按】在世界战略大棋局上，西太平洋地区作为全球事务中权重最高的板块，一向是大国博弈与角力的前沿地带。近年以来，西太平洋地区波诡云谲，乱象纷纭。今年9月的钓鱼岛事件，一时激起地区局势的高度紧张，挑动了国人的敏感神经，也引起了世界舆论的严重关切。持续发酵的南海纠纷，及美国高调宣布“重返亚洲”等，均使本地区局势充满变数。

后金融危机时代，亚太成为新一轮全球博弈的核心舞台，对21世纪的全球格局有着决定性的影响。热点问题的出现，也标志着亚太尤其是东亚地区整合的主题，迫切需要从推进经济合作向建立战略信任这一深层次发展。作为一个大国，中国的快速崛起对周边地区产生了巨大影响，要求我们对大区域的长期战略趋势做出分析和判断，认真思考我们自身的应对方式。

为此，战略与管理杂志社于2010年10月15日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新时期西太平洋地区发展趋势研判”研讨会。本期特选刊部分与会人员的精彩发言，以期引起学界的思考和争鸣。会议由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学术委员李晓宁先生担任嘉宾主持。

李晓宁：

最近大家都比较关注日本问题，问题一直在发酵，从东北亚一直往东南亚，西太平洋地区是很热闹的。今天的主题是“新时期西太平洋地区发展趋势研判”，这是一个需要长期关注的地区，这个讨论需要些时间，分开来讲，今天我们先讲讲东亚篇。

这个地区是焦点，不能完全用以前的框架和视点看问题了。我们应该集中一些最优秀的“脑子”，从全球的角度来分析一下这些新问题。不只是从本地区原有的要素来分析，要把新的变化了的要素加进去。今天大家针对这些事情号号脉，想想哪些东西是不变的，哪些东西是真变了，是需要重视的。本地区的局势有点儿乱，所谓的乱就是原有的成规成法被改变了。因为乱，所以有必要讨论。乱不要紧，世界历史发展不可能什么事都是有条不紊的，进入蜕变期后大家都有点无所适从，老规律和新事物共同存在，需要我们认真研究。我们先请高洪同志谈谈他的看法。

高洪（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

根据会议宗旨，集中谈两个问题。即以“溯源”来追寻近代日本的海洋战略，以及今天民主党内新鹰派的海洋战略。

一、近代日本海洋战略溯源

自1868年明治维新政权建立后，日本就一直十分重视海军的建设和发展。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已成为世界海军强国，其海上力量仅次于美国和英国，居世界第三位。海军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争夺军事霸权的主要战略工具和“推动日本发展的第一实力主体”。在日本海上霸权崛起的过程中，形成了日本海军的战略思想，对后来日本海军的建设和作战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日本海军战略思想的核心是制海权思想，其基本特点是进攻性、侵略性和扩张性。明治维新后，日本出于对外侵略扩张的需要，不遗余力地发展海军。与此相适应，日本海军开始学习和借鉴西方尤其是英美的海战理论，并结合日本的历史传统以及海军建设和海战的实践，探索具有本国特色的海战理论特别是制海权理论。其中，美国著名海军战略理论家马汉的思想对日本海军战略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日本以此指导海军建设和策划对中国、朝鲜的侵略战争。

日本海军战略思想深受马汉“海权论”的影响（该理论建立在“三大支柱”之上：海外贸易、海军舰队和商船队、沿海上航线建立海军基地），该理论在近代日本得到了比在其它国家更广泛的传播。1902年，山本权兵卫海军大将为马汉的见解所折服, 曾邀请他到日本海军大学执教。在日本海军大学执教过六年的英国军官约翰•英格尔斯上校曾指出，“日本海军军官对于在陆地战争中拥有海上优势的好处印象深刻。我认为，他们都是美国海军历史学家马汉上校的忠实信徒。”如果说马汉只是对日本帝国海军产生过影响的众多智囊人物之一，那么，其“海权论”也只是日本海军战略思想形成过程中发挥过作用的众多因素之一。同时，日本海军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是“权力、政治、虚荣心、宣传鼓吹及民族主义交互作用的结果”。20世纪30年代，当日本海军完成了战舰动力由煤转向石油的改造后，依据国家利益将向南“进军海洋”被列为当务之急。这种情况几乎持续到1945年军国主义败亡。

二、民主党内新鹰派的海洋战略溯源

我认为会议所指的“新时期”，应当是指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而这10年正是日本新鹰派在民族保守主义潮流涌动下登上日本政治权力巅峰的最佳时期。新鹰派是指日本社会政治生活中以“市民型政治家”自诩的战略派群体，其代表人物无疑是最近从国土交通大臣提升为外务大臣的前原诚司。前原诚司毕业于京都大学法学系国际政治专业，是日本著名国际问题专家高坂正尧的高足。1987年，前原进入松下政经塾（八期学员）。1991年，28岁的前原诚司成为京都府议会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议员，1993年作为日本新党成员当选众院议员，后因不满党首细川护熙与小泽一郎的联合而脱离新党。加入民主党后，他一度担任过党首，并在众议院担任过“安全保障委员会”委员、“武力攻击事态对应特别委员会”首席理事。

前原自诩得到高坂正尧的真传，而高坂正尧恰恰是日本现代海权理论的权威。从1962年起高坂出版了一系列关于海洋霸权的理论书籍——《海洋国家日本的构想》（中央公论社，1965年）、《古典外交的成熟与崩溃》（中央公论社，1978年）、《外交感觉——同时代史的考察》（中央公论社，1985年）、《国际摩擦——大国日本的处世学》（东洋经济新报社，1987年）、《和平与危机构造——后冷战时期的国际政治》（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95年），等等。可以说高坂正尧是当代日本“海洋国家论”和“海洋文明论”的始作俑者，其基本观点认为对作为海洋国家的日本而言，海洋决定着日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生产及生活方式，给日本带来无限生机是活跃在滔滔大海上的民间商船队，日本的“自然之力”决定了日本文化不是“大陆文化”，而是“海洋文化”，这不仅是历史的总结，更是“日本未来的希望”。

在日本的外交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阐发高坂正尧理论的代表人物有两个：一是主张用麦金德所说的“新月形包围圈”来包围和限制价值观不同的中国的川胜平太。他提出了所谓“近代国家”是从“海域世界”产生的观念，对安倍晋三影响很大。另一个是白石隆，他在《海洋帝国：如何思考亚洲》中提出了一个几乎令所有正常人匪夷所思的问题：“日本究竟属不属于亚洲？”白石隆问道，我们现在说的“日本”，“究竟是亚洲中的日本呢，还是与亚洲并列的日本？” 他还认为，“大陆亚洲”是农民与乡绅的亚洲，是农本主义的亚洲，中国至今还维持着这种反“海洋亚洲”的生存秩序，因此，“海洋亚洲”是中国以外的亚洲。

其实日本的所谓“海洋文明论”，无非是一种试图从文明史上重新对“日本”进行世界性定位的“文明史观”。这种“文明史观”以强烈的民族沙文主义“绝对优越感”为基本宗旨，完全抹杀两千年来“东亚文明”形成和发展的历史真实，歪曲日本文明接受亚洲大陆文明滋养的基本事实，制造“孤岛文明”的虚假幻影，扭曲日本国民和世界民众关于“东亚文明构建”的心理认知状态。这是在未来中日关系中非常具有破坏力的一种理论形式。

正是这样一种日本新鹰派政治势力与主张“日本的海洋文明”论调的“奇妙结合”，一方面在社会上制造了所谓的民意，并为“市民型政治家”们提供了政治基础；另一方面也导致了民主党政府这样一个缺少执政经历和处理大国关系经验的新政权，在对应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上放胆进行“政治赌博”。明眼人都看得出，东海合作前景黯淡是日本方面制造事端的必然结果。我国固有的钓鱼群岛被日本长期强占，其领土争议原本就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而我国渔民世代在钓鱼群岛海域张网捕鱼更是历史上沿袭下来的传统营生。试问，倘若没有海上保安厅无理拦截和炮艇挟持，何来“撞船事件”；不是日本把执法权滥用到我国岛屿及海域，中国公民怎么能对日本海警“妨碍公务”？哲学家告诉人们：这个世界是按照因果律构筑的，因此，一切后发事件都不会在逻辑上反对前面的起因。认识到这一点并分清事情的因果是非，即是解决问题的开始，只有日本从根本上改正自己的错误做法，其后的诸多问题才有解决的可能。

按照常理，国与国之间发生些小摩擦，理当通过外交渠道沟通解决。让人想不通、料不到的是，一个口口声声讲求国际法理的国家，竟会使用国内司法程序处理国家间的争端与摩擦。究其远因，日本的国家海洋战略与之不无牵连。直到今天，这场风波的负面影响还在继续扩大，人们有理由担心事件对中日关系大局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尽早化解中日在东海上的僵持局面是迫在眉睫的问题。常言道，心痛还须心药医，解铃还须系铃人。东海上的僵局如何打破，中日间民众的对立情绪怎样缓解，这是日本方面应当抓紧考虑和尽早付诸行动的问题。如果日本政府能够亡羊补牢，在后续处理上采取得当做法，两国尝试在争议海域建立一种可以控制的规则和机制，也可以化消极为积极，变坏事为好事。当然，这需要日本领导人摒弃以对抗和争夺为着眼点的海洋战略，拿出改正错误的勇气，发挥更多的政治智慧。

李薇（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

日本社会上一直都存在极右的观点，但不是主流，整体的保守是主流。日本的主流社会承认美国的价值观，承认美国带来的民主主义，承认天皇的象征性，对军国主义持否定态度。但日本整个社会的思维是非常保守的，做什么事都非常慢，泡沫经济崩溃后的措施和改革也比较慢，日本20年间采取的措施，美国在2年间全用上了。这种特点表现在社会进程的任何一种改革上。它的改革进程，是非常费时间的，左右摇摆，方向不清。

这个国家除了保守以外，在文化传统上是一个缺少哲学思维的国家。日本所有的大学没有独立的哲学系，而中国任何一个综合大学都有哲学系。实用主义的特点也体现在日本政治上。日本人不会像欧洲人那样先去讨论一个主义，或者一个价值，弄明白方向后再说怎么走，他们非常现实。所以它对待国际问题，对待自己的问题，对待和中国的相处都是这样的。

讲到这几年的日本社会，我是这么看的。它的保守源于遗留了很多战前的行政体制以及人脉关系。战后一心一意发展经济的时候不会有太大的政治危机出现，那时受国际思潮的影响，左派、右派很清楚，冷战之后国际上左派右派不清楚了，日本的社会党也没了，没有什么可战斗的，总体更加趋于保守了。问题出在哪儿？出在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后迷失了方向和定位。经济高速增长结束后，高速经济增长所支撑的政治生态和政党政治模式也失去了基础。日本的经验教训也值得我们注意。高速增长时期有几个词汇代表了那个时代：“高速增长”、“充分就业”、“超安定社会”、“政治黄金时代”。这个时代的基础是高速增长。国家手里有钱，可以进行利益再分配，而当没有钱的时候，以往的利益分配机制难以维持，政治也乱起来，到现在还没找着北。这种情况下，容易刺激出来一些非常极端的保守的民族主义。如果把日本比方成是一个病人，那么，我们对待一个病人，不能像对正常人那样，必须使用对症的办法。我们在面对处于转换期的日本时，需要思考如何诱导以及如何实现我方的利益最大化。日本和中国的关系跟我们自身的发展和变化也有直接的关系，中国的快速崛起对周边关系确实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需要认真思考我们自身的应对方式。

李晓宁：

日本的保守派多是穷人，美国的保守派多是富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区别。日本的行政官僚继承了以前流传下来的成规成法，战略目标和步骤都比较清晰。然而最近民选上来的人为了获得民众的支持，做法很不一样。日本经济比较发达，在国际政治上却是“侏儒”状态，他们想改变。

松下政经塾找一些穷孩子培养，选出精英解决问题，值得我们学习。日本人在技术上的用心是非常细致的，但大的战略方向经常判断有误，我不清楚日本有什么样的战略目标。请湘穗说说你的看法。

王湘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西太平洋地区是个很大的区域，今天的讨论主要集中于东北亚。

最近西太平洋地区发生了很多事儿，如天安舰事件、黄海军演、南海争议、钓鱼岛事件等等，从高层到老百姓都很关切。这暴露了一个问题，说明我们以前对这个区域的形势判断过于短期化，缺少长期的研判。作为一个大国，中国确实要对大区域的走势做分析和判断。

我想谈三点意见：

一、引起东北亚地区变化的几个要素

东北亚局势的变化涉及的国家比较多，包括中、俄、朝、美、日、韩。其中有两点比较重要：一是美、中、日是世界GDP最高的国家，等于是世界三大经济强国；二是从军事力量上看，美、俄、中也可以说是世界三大军事强国。所以，这一块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地区之一，至少是世界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权重比较高的地区。它们的变化对于世界的影响是很大的。

目前有三个要素在发生变化，对该地区走势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一，美国战略的调整。美国战略在克林顿时期是重点干预，是有选择干预的战略；小布什时期多走单边路线，实行全球干预。奥巴马政府一上台，开始战略调整，倾向于多边主义，减少干预，好像在往回缩。可是，美国一方面在收缩，另一方面在亚洲推进。希拉里和奥巴马都反复地讲我们要重返亚洲。奥巴马在日本说，我是第一个太平洋总统。对于亚洲事务的介入，特别是对亚洲安全领域多边组织的介入要比以前更加积极。以前赖斯常常不出席亚洲的会议，希拉里现在不但积极参加，还力争主导会议。最近每一次的多边会议，美国都要出牌，都要给中国出一个难题，或者给亚洲出一个题目。这次东盟国防部长“10+8”会议中国事先做了工作，越南做了担保，美国没有给中国继续出难题，实际上还是做了一些动作。总体上看来，美国全球战略在作调整，这种调整是在全球作收缩，在亚洲搞强化。

美国为什么要作战略目标的调整？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说：

首先，是利益的变化。美国曾经很长时间是世界工厂，甚至是自由世界的兵工厂，经济以制造业为主，但二战之后开始产业转移，特别是1971年之后，美国生存状态在变化，已经变成以金融服务业、技术转让为主的国家。美国越来越重视亚太地区，因为支撑美国生存方式的资本净流入，大概有70%是靠日本、中国、韩国、台湾、香港等亚洲地区支撑。金融化的生存方式决定了美国对亚太地区，特别是东亚地区的依赖。现在美国GDP中制造业只占12%，这里面有50%是军工，所以美国经济基本靠的是服务业。亚太地区成为美国核心区域是一种趋势，这促使美国要把太平洋地区变成美元湖。从利益角度来讲，美国在亚太地区是不能放的。所以，重返亚太地区就成为了美国重要的战略目标。

其次，从力量上讲，美国仍然很强大，但跟冷战之后唯一的超级大国地位相比，其力量实际是在下降的。因此，它不可能再维持小布什时期的全球性干预，只能在重点区域进行干预。如果说克林顿或小布什时期美国对于亚洲某种程度的漠视是一种全球霸权在握的漠视，现在的重视则是全球收缩时期的重视。

除了利益和力量以外，美国人使用力量的方法也发生了变化。奥巴马比较强调“巧实力”，希望介入亚太地区，又不希望直接跟中国发生冲突。这从美国最近的行为就可以体现出来，比如美国在亚洲主要是制造分歧和利用矛盾，这样它就可以扮演“隔岸平衡手”。美国战略的变化是影响西太平洋地区的重大因素。

第二，中国的崛起。由于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包括独特的社会生活模式，这极大地削弱了美国模式对西太平洋地区的影响。中国现在推行的是东亚经济一体化，这实际上对于美国的亚太战略，甚至是全球战略都具有极大冲击力。对于这一点，我们有时候还不太自知。今年之所以会成为一个多事之年，实际上跟整个亚太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进程走得快有关系。今年初，中国和东盟自贸区开始运行，彼此间要进行货币互换，冲击了美国的核心利益。中日韩又要搞自贸区和货币互换，必然会引起美国的战略反制。我们认为自己的力量还不足以影响大局，其实你的经济战略已经在影响全球，至少是一个区域的格局。你是一头大象，有可能踩翻原有利益格局这条船，我们自己却不知道。这种不自知，对美国的反制缺少心理和实际工作的准备。我们内心是不希望其他国家来主导东亚区域的经济、政治和安全事务，但是我们自己似乎也没有做好主导的准备。我们缺少一种意愿，对区域的政治和安全事务进行更多的管理。

现在，我们已经是亚太地区具有领导潜质的国家了，人家已经认为你是老大了。大国要定规则，要担责任，要化解危机。但是我们没有当老大的意愿，也没有这个思想准备。这就对西太平洋地区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我们的一举一动已经在影响太平洋对面的美国，也在影响周边国家，而我们自己却估计不足。

第三，日本，包括韩国，现在对美国产生的一种离心倾向。这种离心倾向是一种大的长期趋势。在一个现代国家里外国驻军65年了，这对任何有民族自尊心的国家，实际上是一个重大的心理挫折。在我们跟苏联关系极好的时候，苏联要在旅顺建个基地，我们也绝不允许。石原慎太郎的“日本可以说不”，首先是要跟美国人说的。日本一方面从真正的内心感受和民族尊严来讲是想脱离美国的，另一方面在情感上，又对于美国有一种尊崇。小泽这个人确实是一个厉害人物，去年把260多个议员带到中国，就是要让中国明白日本政治家希望跟中国接近。日本宣称要当海洋国家，要成为当代海洋文明的代表。但日本忘了海权不能分割，海洋只能有一个霸主，日本要想跟美国争夺海权，美国人一定会把它压制住，绝对不会放它出来。这就是日本的战略困境。

近年来，韩国也好，日本也好，政治家已经表现出想当正常国家的强烈意愿，希望在全球事务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韩国、日本想把美国的军事力量往外挤，这种离心倾向还是很重的。他们在跟中国的经济互动中发现，不论是韩国还是日本，要想保持经济增长，必须得入亚，至少要与美国保持距离。

从趋势来看，上述这三大因素导致了西太平洋地区未来局势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

二、未来可能的四种趋向

1、西太平洋地区继续由美国主导。对这种前景，不论是中国、日本，还是东盟都比较难以接受。美国经济性的力量，特别是对于整个西太平洋地区经济拉动的力量没有了。奥巴马想再工业化是比较困难的，低碳工业不可能像IT业那样，一阵风就起来。从这个角度来讲，美国继续主导西太平洋地区的势头会逐步地减弱。

2、由中国或日、韩主导。这一前景也比较难以出现。因为目前中国没有意愿，日本缺少信誉，韩国缺少实力。因此由一个单一的亚洲国家来主导西太平洋地区的可能性比较低。

3、由中、日、韩共同主导。有点像法德同盟主导欧洲，这是很多人期盼的，我们前段时间也想推进，但这一趋势会受到美国的干扰和制约。最近美国小施伎俩，就使中日韩三个国家的政治互信分崩离析，因此在政治上是比较难以实现的前景。

4、多极化的亚洲。西太平洋地区形成群雄并起的局面，这是各种力量容易接受的趋势。美国也好接受，因为这样比较好平衡，比日本坐大强，也比中国主导强。中国也比较容易接受，符合中国多极化的价值观，中国希望亚洲和世界都是多极的。因此，这种可能性比较大。

这几种趋势不论怎么发展，都不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也不是唯一的，有很多因素可能会影响到这些趋势。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中国的战略意图和行为，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现在的问题是中国比较缺少明晰的战略目标，在东亚经济一体化口号提出来之后，对于安全政治保障的问题没有找到自己比较明晰也比较好推进的目标、路径。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提出战略，确立战略目标，引导西太平洋地区的发展趋势。

三、朝鲜问题是一个机遇

目前东北亚地区的格局总体稳定，但朝鲜问题可能是一个突变因素。朝鲜问题不是东北亚地区最关键的因素，但可能是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我们对朝鲜的政策，最近几年起伏波动较大，我希望把朝鲜问题作为一个对中国有利的机遇，一个改变力量格局的杠杆。目前中朝战略关系在迅速升温，我们需要抓住机遇，让这个因素向有利于我们的方向转变，因此需要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战略策略设计。

美国对朝政策也在做调整。美国是一个战略思想非常活跃的国家，肯定不止一种选项。朝鲜毕竟跟中国接壤，我们不能把中朝关系的主导权让给美日韩，应该有全局设想和应变方案。保持中国周边很长时间的稳定，会有良好的示范效应，向世界展示中国人、亚洲人也有能力处理像东西德这样的问题。我们应该看到，中朝间长远的战略关系，对于我们引导西太平洋局势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而西太平洋格局又是跟世界格局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我们不能不将其放到战略高度来考虑和处置。

李晓宁：

我们今天的讨论不是评论日本如何，主要是为了确定我们该怎么做。中国从清末就开始韬光养晦，就一个字“忍”。一个世纪了，中国外交上很有成果，其实就是一个字“忍”，不轻易翻脸。是不是就要一直忍下去？老唐是日本问题专家，请谈谈你的看法。

唐淳风（商务部国际经贸研究院研究员）：

以上各位谈了很多国家的战略需要，而作为曾经的外交官，我比较关注的是个人动机。虽然所有国家的领导人都会考虑国家的战略需要，但个人动机不同，作法就会大不一样。如果我们不能把握当政者的个人动机，很多突发事件和下一步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就无法把握。比方说当年小泉在选举时为了讨好右派，说了要去参拜靖国神社，那么他上台后会不会去就基本上知道了。本来小泉是很在意中日关系的，一旦他去参拜了，接下来如何修补中日关系我们也会有个预估。他到卢沟桥谢罪去了，到中国使馆示好来了，这都是以前的日本首相没干过的，对华友好的姿态算是做足了。这里面也有他的个人动机，那就是怕我们不邀他到上海参加APCE会议，怕我们不邀他访问中国。结果APCE会议我们让他来了，却没让他正式访问中国，让他在国民面前面子丢大了。保守派说他到中国跪地求饶也没人搭理他，下一步他每年都去参拜靖国神社就可想而知了。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对日本民主党政府要在东海和钓鱼岛问题上闹事也是有所评估的。本来民主党在组建过程中我们给予了很大的支持，民主党上台后我们估计它会比自民党对华的态度友好些，但今年元月17日，日本外相接见杨外长时提出如果中国单方面开采春晓油田，日本也会采取相应行动。我就知道要出事了，因为民主党有中国政府代言人之称，必须摆脱这个包袱，才能正常执政；其次，参议院选举临近，它必须摆出对中国强硬的姿态，争取更广大的右派包括对中国有担忧的这些人的支持，否则民主党的选票就要流失；第三，他们也想跟我们在东海问题上作出结论，建立一个相对平和的关系，尽量少发生冲突；第四，日本对美国的长期驻军是非常反感的，特别是在冲绳基地问题上日本政府说了不算，要由美国决定，把鸠山等人搞得灰头土脸，所以它要在钓鱼岛上做点文章，它要打中国给美国看，让美国人知道冲绳是在日本国内法管辖之下的，你不要太放肆。

更重要的是日本民主党有一批人是海洋战略专家，在东海和钓鱼岛问题上想逼中国谈判和划界。今天钓鱼岛问题好像暂告段落，其实，还没完，可能缓和到胡主席参加横滨APCE会议以后，钓鱼岛会有大动作。为什么？前原他们是海洋专家，知道搞到中国东海油田对自身政治前途的重要性。加上日本人非常现实，如果说在家门口能够搞一个大油田，在日本这种没有资源的国家是全民兴奋的事情，是最迎合大家需求的。

另外，谈到松下政经塾出身的平民政治家，这些人没钱怎么出头，怎么当政治家，首先就要不断地争取出名，放一些大话，靠言论去引人注意。他们没有根基，要增加民众的支持率，增强媒体的曝光度，只能靠嘴巴造势，所以这些人还要捣乱，讲中国的坏话。有了这些人挑头，钓鱼岛问题不但不能回到原点，还会变成新的爆发点。

有关钓鱼群岛的问题，人们已经讨论三十多年了。日本之所以要争钓鱼群岛，是因为它有四大战略重要性。

（一）钓鱼群岛对其领土扩张的重要性

上图明确地告诉我们，钓鱼岛不是一个孤零零的小岛，是由11个无人岛组成的群岛。单是8个大岛可利用的总面积就达到181平方公里，相当于北京市城八区的三分之一。那些经常露出水面的礁滩只要砌圈围墙填上土，完全可以作为陆地来利用。

钓鱼群岛东西长150余公里，南北宽50余公里，位于台湾东北，地质上是附属于台湾的大陆性岛屿，是我国东海大陆架边缘的突出部分。它与琉球群岛南部的先岛群岛隔海相望，最近的直线距离为100多海里，但2954米深的冲绳海槽切断了整个大陆架与琉球岛链的地脉连系，使之从地理构造上和主权归属上都与琉球没有关系。

钓鱼群岛长期露出水面的总面积约7平方公里，但各岛多为隆起的珊瑚礁所环绕，低潮时大面积的礁滩露出水面，岛屿的水域范围有8400多平方公里。按《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的12海里（22.3公里）主权的领海面积有近19577平方公里。按200海里领海范围和350海里专属经济区向周边延伸，刨去重叠海域，其水域总面积也超过10万平方公里。

（二）钓鱼群岛对争夺海洋资源与战略通道的重要性

钓鱼群岛及其周围海域具有巨大的经济开发价值。1966年，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成立了一个“联合探测亚洲近海地区矿产资源合作委员会”，帮助有关国家探测东亚东海岸海底的矿藏。1967年，该委员会通报说，中国黄海、东海大陆礁层可能蕴藏有丰富的石油。根据勘探结果，该委员会指出，最有可能蕴藏大量石油的地方是台湾东北方即钓鱼岛海域20万平方公里的地区。而且，钓鱼群岛海域还有很多金属矿藏，渔业资源也十分丰富。这些都是日本求之不得的重要财富，怎能不想方设法插上一手呢！

就军事战略价值而言，如果在钓鱼岛设置雷达，可以监视方圆400-600公里的海域和空域，其范围可达到台湾北部、大陆沿岸的福州、温州和宁波等大片地区。日本海权扩张的战略以保障1000海里航线为其首要任务，占领钓鱼岛可以使其势力范围从冲绳向西南推进400余公里，直达我台湾、福建、浙江海岸，并可对台湾海峡附近海域的主要航道实行军事监控。这样，钓鱼群岛海域就成了日本进入台湾海峡，南下东南亚、南太平洋必经的战略之路，也是日本赖以生存的中东石油能源补给线上最西南端的一点。

（三）钓鱼群岛对于东海划界的重要性

钓鱼群岛在海洋划界中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众所周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批准生效，将不可避免地使各国在划分管辖海域时出现一些重叠和矛盾。按《公约》规定，东海划界如按中间线划分，那么钓鱼群岛主权归属哪一方将极大地影响专属经济区的划分。如果日本占有钓鱼群岛，并以此为基础划分东海的专属经济区范围，那么所谓“东海中间线”就会整体西移300多公里，不但钓鱼群岛本身十多万平方公里的海域会归日本所有，东海专属经济区也会被日本割去近20万平方公里，连黄海部分海域也将为日本所有。

到本世纪初，日本跑到离宁波只有180海里的春晓油田来闹事了。春晓油田在我们的近海，与日本完全挨不上边，它有什么理由来争夺呢？问题就出在钓鱼群岛的归属上。因此，必须断了它非法侵占钓鱼群岛的念头，坚决防堵日本步步紧逼的阴谋。

（四）侵占钓鱼群岛可以洗雪战败之耻

众所周知，日本右派对于二战投降是心有不甘的，他们压根就不承认败给了中国，无时无刻不想一雪前耻。通过侵占中国领土钓鱼群岛，他们能找回日本军国主义的光荣感，能够洗雪二战投降的心头之恨，能给输得不服的极右势力一定的心理安慰。这种心理需要甚至大于领土、资源和战略上的需要。

中国主张按大陆架的自然延伸线划界（国际海洋法律规定），日本那条线离宁波180公里，而离东京1900多公里。日本政府批准开采的三个油田就在这里，春晓油田也在这里，现在日本军舰、飞机每天都在这里骚扰，打到家门口来了。

我们只谈钓鱼岛资源开发、领土划界是不够的，日本的出手意识比我们强，日本是敢动手的。我们不敢还手，让它以为软弱好欺，这是不行的。我们不能让它得寸进尺，越搞越大。60年代发现钓鱼岛有油，它来了，90年代我们开发春晓油田，它又到春晓了，这难道不是我们忍让的结果吗？不防微杜渐，必定会酿成心腹大患。

李晓宁：

你在商务部掌握了很多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的数据，可以介绍一下。中日的经济依赖度到底到了什么程度？在哪些产业上依赖度最高，在以后的发展中有没有解决中日关系的杠杆？

唐淳风：

日本经济的依赖度分三块，美国占38%左右，欧洲占31%左右，剩下的30%是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中国大概占16%。亚洲金融危机以前，日本还不大敢到中国来投资，只是守着东南亚一些小国，在中国试着做，后来才越做越大的。从2009年来看，日本对中国的依存度超过了40%。什么叫市场？有人，才叫市场。我们的13亿人就是巨大的市场，我们通过促内需，搞家电下乡等刺激内部需要，正好挽救了日本企业的危局，弥补了其他市场的需求不足，因此，在危机期间日本经济主要靠中国市场撑着，保守估计，至少有10万家企业靠中国市场生存，对中国市场的依存度也直线飚升。

在中国市场的拉动下，日本经济避免了深度下滑的危机。4月30日日本中央银行公布的报告显示，在外部经济环境好转，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增长的拉动下，从2009财年下半年开始，日本经济一直在好转。

过去20多年，日本就是凭借日元汇率高企的优势，大举进军海外，兴办实业，收购资源、土地及各类资产，兼并优势企业，控制金融市场，一举将贸易立国的战略改变为投资立国，由卖苦力的制造者，成为老板和债主了。

今年以来，日本又掀起了新的海外并购潮，日本企业海外并购金额增长近一倍，为217.7亿美元，远高于去年全年的117.7亿美元，交易数量也从去年的244宗升至现在的291宗。金融危机后国际市场一片萧条，国际资产大规模贬值，要去收购，正是拣便宜的最好时候。日本需要借助高汇率占据世界经济的制高点，借助日元升值的时候去收购海外资产。

原因有三：一、金融危机以来，国际资产全线贬值，有些国家为了摆脱债务危机不惜贱卖资产，此时不出手收购国际资产，将时不再来。二、不少国家濒临破产，大量需要主权债务的支撑，此时救人之急，将获得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多方面的好处，有利于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在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等重大问题上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三、防堵中国的需要。中国有2万多亿的外汇储备，又因出口受阻和货币升值，被迫考虑进军海外，已经开始收购和兼并海外企业，开发海外资源了。中国大有与日本争夺海外资源之势，使他们坐不住了。日本能让中国占先机吗？

很多人不了解情况，一天到晚说日本经济不行了，其实日本是日元升值的最大赢家。我这里有一个表，供大家参考，以便大家客观了解真实的日本经济。

表1告诉我们：

1、日本的GDP一直在增长，尽管偶尔出现过负增长，但不存在国内经济衰退的问题。表面看起来增长幅度不大，但与日元升值前相比，20年间GDP由1984年的11846亿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47922亿美元，增长了4倍。

2、在国内GDP保持增长的同时，海外经济的增长速度惊人。其中：海外企业的销售收入由0增长到20903亿美元；海外总资产增长了近20倍；海外纯资产增长了近60倍；外汇储备增长了近40倍。您觉得这是在走向衰退吗？

３、不要小看了海外经济的增长数据，其实它比日本国内GDP对日本经济的贡献还要大。2004年，日本海外证券资产汇回国内的收益将近800亿美元，海外企业汇回的收益近1000亿美元，两项相加，使日本经常收支顺差总额达到1718亿美元。这还只是汇回部分，被用于拓展海外业务没有汇回的数额，远大于汇回部分。2005年，日本国际收支发生了历史性转折，经常收支顺差超过了贸易收支顺差，原因就是日本海外纯资产迅速增大和海外资产收益率大幅提高。这说明对外投资对日本经济的重要性已越来越超过对外贸易的重要性。

4、从表面上看，美国的GDP总额比日本多，还是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但若算上海外收益，日本的GNP和经济实力早已超过美国。1985年日元升值以来，日本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乔治•索罗斯在其《金融炼丹术》一书中写道：“证券市场大跌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标志着经济和金融大权从美国向日本的转移。”

胡继平（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研究所所长）：

这次钓鱼岛事件，我认为是日本外交决策机制出现了问题。从内阁本身来说，菅直人是“弱势”首相，事件处理实际上是由前原主导的。事件的发生，现在看来还是有一定预谋的。不是整体性的预谋，而是处理方式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不是日方所谓现场执法人员所能决定的。从结果来看，表面上是中国赢了，我们对日本施加了强大的外交压力，日方在延长拘留期满之前释放了中方船长。日本国内也认为日本失败了，国际上的看法也大致相同。但客观上来说，中日两国都没有赢家。特别是中日民间出现强烈的情绪对立，日本方面的情绪可能更厉害一些，前原这些势力是得了一些分的。

从更大范围来看，美国才是赢家，因为它比较成功地分化了中日两国，成功地介入了问题的解决。日本政界、舆论界普遍出现强化日美同盟对抗中国的论调，这是美国在当前求之不得的。所以真正的赢家应该是美国。我们在这个事情中不但没有赢，反而将要面对更大的挑战。

今年以来我们在西太平洋受到了四次大的冲击，包括天安舰事件、东海美韩军事演习、南海问题、钓鱼岛事件。其中天安舰事件和钓鱼岛事件有一定的偶然性，特别是天安舰事件对我们来说是飞来横祸。总的来说，这两个事情不是我们主动来做的，都是被动应对的。不能说我们应对错了，因为有些事情没有办法。但为什么最后的结果不好，一是因为美国的因素，二是日、韩和中国在安全方面的关系仍然非常脆弱。

今年的四个事件对我们都是不利的，给我们的东部安全形势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当然，日美、韩美同盟从表面上看经过天安舰事件和钓鱼岛事件在拉近，但长远效果仍需要观察。日本一直说深化同盟关系，但深化到什么程度不明确。

日本政局长期不稳，与日本面临的严重社会、经济问题有关，短期内不会改变。撞船事件后日本国内对华感情出现严重恶化，与日本国力下降导致的自信心受挫有关。执政党和自民党之间的斗争往往会把中国卷进去，中日关系成了党派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我同意大家的观点，要以我们为主来引导中日关系。不能让日本牵着走，我们要主动把握中日关系大的方向。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一点，日本总是拿中日整体关系来要挟中国，我们要站稳，该斗的还是要斗。维护两国关系的稳定大局和健康发展，不是中国一家的事情，这点一定要让对方明白，不能过于迁就。

只要抓住中美关系这个关键，中日关系就不会出大问题。中美关系是为中日关系定调的，这一点要抓住。钓鱼岛出问题是日本挑起来的，但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做一些事情，最好能以一种妥善的方式解决。历史问题、台湾问题对中日关系的破坏力都在下降，领土和海洋权益问题成为中日关系中很重要的方面，应该通过协议或其他方式解决，这点要跟日本正面交涉。

纪明葵（国防大学训练部副教育长，少将）：

西太平洋的局势给大家的感觉是很乱，这个乱的诱因是什么？我认为整个西太平洋的斗争局势还是中美两家的问题，至于说在东南亚、东北亚反映的问题，仍旧是中美两家斗争的继续。这与整个世界大的战略格局有关系，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和俄罗斯主导不了世界了，欧洲人也想淡化美国人的控制，不用你的核保护伞保护我了，要建立欧洲自己的军团，而且欧盟在不断地扩大。美国在欧洲的存在受到了制约，美国人下一步战略重点在哪儿？美国在中东搅了十多年，利用“9•11”事件打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打了10年，美国人还撤不出来，所以奥巴马一上台就采取了“巧实力”外交政策。他想尽快地撤出来，因为美国的经济衰退了。谁是它的潜在对手，谁发展得最快，谁会影响美国的价值观和经济利益，对手是谁？显然是作为新兴大国的中国。所以，在中国问题上奥巴马的笑脸变成了怒脸，对台问题、人民币升值问题、人权问题一下子全来了。美国甚至又要重返东南亚，主动介入东南亚事务，目的是发挥软实力的作用。它介入南海的海洋领土争端，做一份不需要投资的无本买卖，拉拢东南亚各国当美国重返西太平洋战略的棋子。

由于我们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时做了大量的工作，稳住了人民币币值，整个东南亚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融入到这个经济系统之中，太多人受了益，所以我们和东盟国家的海洋领土之争，并没有影响地区发展的大局。东盟内部整合在可预见的未来数年，甚至数十年内都不可能实现，还是一边继续向中国示好，一边向美国靠拢，来一个“左右逢源”才最实际。我们不难看出，东盟成员的基本态度是不愿被美国利用，作为在西太地区抗衡中国的棋子。这次东盟国防部长“10+8”会议，越南为避免陷入美国要讨论南海领土争端的被动局面，也事先强调这次会议的目的是建立共同解决东南亚地区和平问题的机制，不讨论具体问题，从而使希拉里的计划被搁置。

美国重返西太地区就是要领导亚太地区，利用东南亚国家与我们的海洋领土争端无缝下蛆，削弱我们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它想利用多边谈判的模式挑动与我们有海洋领土争端的各方联合起来向我们发难，它从中渔利，主导东南亚的事务。南海问题涉及中美之间在这一地区较劲，而不仅仅是我们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因为我们和东南亚之间的关系，这几年相处得比较好，湄公河计划使我们把5个国家联合起来，一下子走出了困境。在水资源的利用上，东南亚在我们这儿获利比较大，没有多少利益上的冲突。今年我们又与东盟实现了自由贸易，按照我们提出的“主权归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政策，2002年签署了“南海行为共同宣言”，我们做到了一个岛礁没丢。可是我们在合作开发上做得不够，基本没站住脚。究其原因，一是缺少深海开发技术，二是国内扯皮，三是没有南海中间基地，开发保障困难。

为了建立南海基地，走出第一岛链，国家作了大量工作，使美济礁的经营有了很大的进步，前年、去年我军都在南海进行了专门的演习，对维护领土主权发挥了重要作用。前年演习时美国和东南亚各国也都叫得很响，认为中国人真能打来了，对大家构成了威胁，可一旦常规化也就没事了，认为中国是例行演习。这就带给我们一个启示，军事上要敢于出手，让有野心的人知道我们维护领土主权的决心。美国人之所以不敢跟我们叫板，不敢发动对华更大的遏制，也是知道我们这些年综合国力，特别是军事实力的增强。

日本同样是中美之间博弈的一颗棋子。冲绳普天间机场搬迁就是个例子，鸠山由纪夫不同意，美国就反复施压，所以鸠山只能下台。菅直人上台要首访中国，参加世博日本馆馆日，美国直接施压，菅直人只好让鸠山做代表。就日本本身而言，跟美国也是离心离德的，因为日美之间有广岛和长崎的阴影，有1985年9月“广场协议”给日本经济带来的巨大损失，日美之间的深层矛盾依然存在。

应该说日、韩都是美国在东北亚的棋子，而东北亚的形势发展又正好与美国的意愿相反。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中日韩三家出资建立了东北亚货币基金，采用了本国货币结算方法，直接挑战了美元在贸易流通领域的统治地位。由于我们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加大注资获得了更多的股权，使美国的霸主地位受到了遏制，从某种程度上看初步改变了世界金融秩序，对世界经济格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美国不希望在亚太出现中、日、韩协作和“10+3”局面，要尽可能地压日本。总的来看，美国怕日本和中国走得更近，两个亚太地区的经济大国联手可能直接威胁美元的统治地位。美国也怕中国和俄国走得更近，一个经济上的大国，一个军事上的大国，有着共同的利益，中俄之间的战略协作将直接威胁到美国的利益。美国要当太平洋地区的领导，就必然把破坏中日关系、中俄关系作为重返亚太的重点。天安舰事件最大的受益者是美国，美国保留了对韩国军队的指挥权。不管是天安舰事件，还是钓鱼岛事件，美国都是最大的受益者。

围绕着西太平洋的“乱”，我们在战略上要藐视对手，在战术上必须重视对手。在战略上我们要看清美国正外于衰落期，政治、经济、军事、外交都存在着力不从心的局面，“巧实力外交”是美国不得不采取的权宜之策，因为，美国本质上并没有改变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的理念，这就必然会使其在战略上处于被动局面。而我们构建和谐世界的理念与在国际上采取的正义立场，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所做出的贡献，使我们获得了战略上的主动和认同。在战术上，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美国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支配地位和作用，在博弈中要找准矛盾的关节点和要害。

在南海问题上，我们要把它细化，维护领土主权不但要在外交上宣示主权，更要在实际行动上进取，突破现有被动局面。我们可利用已取得的深海开采技术，在争议小的地区单独开发，或与有先进技术的国家合作开发，对争议较大的地区可采取联合开发的策略。在军事上，要保障开发生产的正常进行，尽可能地“挤”在南海开发区里，要加强南海中转站和基地的建设，为经济开发提供保障。

在战略上，我们和美国之间还应该维护建设性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能打破，这样有利于世界的和平发展与繁荣，有利于多极世界格局的实现。我们对东盟各国要有区别地进行战略合作，缅甸、老挝、泰国与我们切身利益关系较大，应加大投入，对其它东盟国家可根据其地缘战略位置、经济科技能力进行合作。日本与我们在经济上已形成互相依存关系，加强互惠合作对我们有利。我们与俄罗斯加强战略协作，更有利于全球战略格局的调整和变化。朝鲜半岛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维护地区稳定，有利于我们总体战略的实现。我们的总体战略是要建立一个和谐的世界，要和平发展，所以，我们应从战略全局的高度去分析研判战略形势和应采取的对策。

只要这个地区维护了稳定，它对我们国家的太平洋战略，甚至于走出太平洋，将是关键的一步，否则走不出去。真正要走出去，就要维护国家经济利益，维护海洋权益。看矛盾是不是本质性的，我们应该利用什么，抓住什么软肋，这是我们研究中日关系要注意的。我认为这次钓鱼岛事件对于我们是机遇，而不是损失。钓鱼岛是日本占领的地方，竹岛是韩国人占领的，北方四岛是俄罗斯占领的，我们始终没占领钓鱼岛。可是今天你撞了我的船，给了我一条理由，钓鱼岛是我的，不是你的，我们要进行巡逻，要常态化。能不能像有些日本学者提出的，建立一个超国家范围、对钓鱼岛进行历史研究的委员会，通过调查，最后公平合理地解决钓鱼岛问题。我认为这样的调查我们应该积极推动，只要是公正地、认真地去调查，我们肯定会获胜的。因为现在那么多的材料都证明，钓鱼岛是我们的。

王鸿刚（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亚太各国进行了战略调整，实力对比发生了变化，地区格局也为之生变。前面几位专家重点分析了这种格局变动和各国战略调整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我想就本次讨论的核心议题“西太平洋未来发展趋势”这一主题，重点强调一下其他值得注意的几个方面。

其一，后金融危机时代，西太地区一体化整合的核心议题正在发生变化。从地区一体化进程来看，近期的一系列热点事件标志着地区整合进程正进入新的阶段。经过十多年来的发展和共同经营，中国同日本、韩国、东盟国家的经济相互依赖也日益加深。尤其是今年以来，以东盟为核心，包括中国-东盟自贸区在内的五个自贸区同时启动，标志着以经济合作为基础的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进一步深入。单从经济视角看，地区一体化顺利推进，其走向也基本符合中国的战略规划和战略预期。当然，这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有些经济纠纷被放大了；在新形势下，政治猜忌对经济合作的牵制作用也在加大。比如，近年中国同日本、东盟部分国家在海洋权益等问题上发生了不少的摩擦和纠纷。一方面，这些问题确实昭示了中国同美国和其他地区邻国之间缺乏安全互信这一深层问题，但从另一方面讲，这些问题的集中涌现，也标志着亚太尤其是东亚地区整合的主题，正在从推进经济合作向建立战略信任这一深层次发展。

其二，亚太地区的吸附效应正逐渐凸显，相关国家更加重视对亚太的投入。西太平洋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学术界和政策研究界对地域怎么划有不同的看法。无论原来怎么划，最近这段时间，尤其是后金融危机时代它的范围是扩大的。以往在亚太地区并没有多大影响，也没有将亚太作为外交重点的俄罗斯，最近明显调整了战略布局，加大了对亚太地区的投入。另外，印度也明显加大了对亚太的关注，有可能成为亚太地区的一支重要战略力量。这样亚太就不仅聚集了金砖四国中的中、俄、印三国，而且有美、中、日三大经济体以及美、俄、中三大军事强国。各国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纷纷将亚太视为新一轮全球博弈的核心舞台。亚太毫无疑问对21世纪的全球格局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第三，从权力结构来看，中美关系越来越成为地区发展的最核心变量。过去十年，美国深陷战争泥潭，战略重心放在中东，对亚太关注力度不够。这期间，日本在地区经济体规模方面是毫无疑问的“领头羊”，东盟在领导权方面是地区整合的“主驾驶”。金融危机之后，这一实力和权力结构发生了三方面巨变。其一，中国的经济规模逐渐增大，展示了强大的经济发展潜力，成为区内头号经济体（如果将美国视为区外经济体的话）；其二，随着各大国的卷入和东盟内部的分化，东盟的地区领导权逐渐虚化；其三，美国在该地区的综合主导地位受到削弱或至少受到质疑。美国到底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有没有受到挑战，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但不管怎样，在美国国内的政治宣传中，美国在亚太的主导权危机确实受到了高度重视，“重返亚太”一时间成为奥巴马政府对外战略调整的重要方向。这样，中美在亚太如何共存的问题就凸现出来了，成为未来决定亚太格局走向的根本性问题。

这是我对亚太格局变化的几点补充意见。下面我谈谈中国在这一过程中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是如何在新形势下打造好推动地区整合的“新抓手”。以前为什么我们周边战略是成功的，首要原因是是我们抓手抓得好。过去几年间，我们利用“10+1”、“10+3”和“中日韩”高层对话、以及“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等多种渠道，成功地将经济合作和强化经济依赖塑造为区域合作的主导性议题，并较好地处理了同邻国和美国的关系。如今，亚太“扩容”压力增大，地区“玩家”增多，游戏规则变化，传统抓手已不能完全适应当前需要。这就需要我们对以往的周边战略作出反思和调整。未来，地区整合的重点正在从“互利”转向“互信”，从“求同”转向“化异”，新的抓手也必然要适应这一新需求。

二是如何做好“关键”和“首要”之间的统筹协调。我们传统外交战略一直强调“周边是首要，大国是关键”。从过去十多年来的经验看，我们尚可以相对孤立地处理同大国的关系和周边邻国的关系。如今，如何协调对大国（主要是美国）和对邻国（日、韩、东盟）的关系，正确处理“中美邻”三角关系，如何在亚太格局中正确寻找到自己的位置，寻找到各国政治和安全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已经成为中国新时期外交不可回避的重大议题。

三是如何处理眼下暴露出来的热点议题。中国实力增强了，影响力增大了，其他大国和周边国家对我们的疑虑必然有所增加，对我们的一举一动必然高度关注，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一方面，要看到这些热点议题持续发酵可能强化周边国家的“联动”，将对我周边安全环境带来巨大挑战，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亚太格局的“动而不乱”和周边各国“联而不合”的基本特点。我们既要有效防范这种趋势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毫不妥协地坚持立场，同时也要理解周边国家和美国的这种心态，坚持以我为主、掌握节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上高度不划线，本着“有容乃大”的气魄放眼长远，妥善处理热点议题。

刘江永（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

近日越演越烈的钓鱼岛风波，不应被视为中日之间摩擦的孤立事件，其实背后自始至终都有美国的黑影在晃动。美国是“世界老大”，只要谁当了“世界老二”，就必然被认定为美国的威胁，注定成为美国的整治对象。在成功搞垮前苏联和日本之后，美国现在就把矛头对准中国，手段之一就是借“世界老三”（日本）之手搞倒“世界老二”（中国）。

钓鱼岛只不过是这个隐形的大棋局中的一个小棋子。美国需要在中国周边寻找、利用更多的马前卒，而日本是最得力的。日本亲美鹰派势力也需要利用美国抑制中国，制定进一步针对中国的防卫计划大纲。这就是钓鱼岛事件发生的大背景之一。

一、中日鹬蚌相争 美坐收渔人之利

一些人或许不理解为什么日本总是冒出“中国威胁论”？为什么现在日本一些人在钓鱼岛问题上没完没了地制造麻烦？

要理解这个问题首先要知道日本国内在这个问题有两种倾向：一种是希望钓鱼岛问题尽早缓和下来，恢复两国之间原有的战略互惠关系；另一种是希望把事情闹大，刺激中国政府或民间出现过激反应，然后加以利用，争取在年内顺利通过针对中国的防卫计划大纲，使未来5至10年日本的军事战略重点转向包括钓鱼岛的西南方向。目前，后一种势力的影响在增大，并得到日本右翼势力和民族主义的支持。

另外，在钓鱼岛事件背后始终有美国的影子。

日本反华亲美势力一直企图在钓鱼岛问题上借助美国，抗衡中国。美国的目的是要形成一种美日两国联手对中国进行长期全面军事威慑的战略态势，同时又要防止事态失控把美国卷入其中。前者为主，后者为辅；前者为实，后者为虚。

这么说并不冤枉美国。2009年9月鸠山内阁成立后，中日关系明显改善，中日韩合作渐入佳境。日本一些亲美反华势力不高兴，竭力渲染“中国威胁论”；美国一些人也给日本“添油加醋”；他们共同强调驻冲绳美军对中国的威慑作用，以所谓“中国威胁论”作为美日强化同盟关系的纽带。

鸠山首相6月2日突然辞职前已在基地问题上向美国妥协。今年6月在新加坡举行的亚洲安全会议上，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就中国舰只在公海训练的举动，公开指责中方而力挺日本。鸠山辞职后上任的菅直人，在外交上明显呼应美国。

2010年8月16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克劳利就钓鱼岛问题表示：“美国的政策是长期的，从未改变。美国在钓鱼岛最终主权归属问题上没有立场。我们期待各方通过和平方式解决这个问题。”在记者追问下，克劳利明确表示：“钓鱼岛在日本政府的行政管辖之下，条约第五条声明，该条约适用于日本管辖的领土。所以，如果你今天要问条约是否适用于钓鱼岛，答案是‘是’。”同年9月23日，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在纽约与前原诚司外相会谈时曾表示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尖阁列岛”。

美国的立场使日本政府内的强硬派受到鼓舞，更加有恃无恐，在钓鱼岛问题上对中国态度也越来越强硬。而一旦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激化矛盾，导致中日关系急剧恶化，美国又开始担心被卷入冲突，于是又貌似公允地表示希望中日对话解决，造成中日都不能不“有求于美国”的态势。

二、菅直人内阁为何一再错过缓解矛盾的时机

从2010年9月7日撞船事件到9月14日民主党代表选举，日本有两个动作值得注意：

首先，小泽一郎在9月5日曾经对钓鱼岛问题做出强硬发言，两天之后就发生了撞船事件——他的言论是否暗示此前早有策划？从客观上看，这对日本海上保安厅在钓鱼岛海域采取行动起到鼓励作用。

其次，事发后，在民主党代表选举期间，两位候选人都未挑起钓鱼岛话题作为竞选焦点，可见这两个候选人还是顾忌日中关系的。9月13日，日方释放了中国渔船和14名在押船员，而没有按所谓日本国内法处置，但又继续非法扣押中国船长。这说明菅直人政权既不想把事闹大，也不愿彻底解决，目的都是避免对选举结果产生于己不利的影响。因此，在选举结束前，日方不可能彻底解决这一问题。

然而，9月14日选举结束，菅直人连任，本来可以在17日改组内阁前迅速解决这一问题的。例如，日方完全可以把这一撞船事件认定为在“敏感海域”双方船只距离过近而造成的偶发事件，立即释放船长，并与中方就防止类似事件再度发生举行事务级磋商，妥善处理这次风波。遗憾的是，菅直人任命对华强硬的前原诚司担任外相而没有抓住机会缓和矛盾。

这其中似乎也隐含有美国因素。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克劳利一方面表示希望“通过对话和平解决”这一问题，另一方面强调“美日同盟是亚洲和平稳定的基石”。这等于告诉日本处理这个问题的上限和下限，重点是给日本打气鼓劲。

与此同时，主张日美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的始作俑者、美国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到访东京。他此行时机非常微妙而敏感，虽非现任官员，但更方便向日本传递美国官方不便传递的信息。据日本共同社报道，9月16日，阿米蒂奇在日本重申美国政府的立场，即一旦钓鱼岛受到入侵，美国将根据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在军事上支援日本。

就在日本为是否释放中国船长举棋不定的时候，阿米蒂奇却表扬日本“判断准确，反应适度”，为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增加防务开支及日美联合军演次数以制衡中国是“最好的策略”。这等于支持日本继续扣押中国船长，怂恿日本增强军备对抗中国。

其后，9月19日中国船长被拘留10天期满后，日本不仅没有释放船长，反而延长了10天拘留期。同一天，日方又放出信息称：日本防卫省计划将陆上自卫队的编制，从现有的15.5万人扩充到16.8万人，有关增兵计划可能列入今年底的新防卫计划大纲。

这将是日本陆上自卫队自1972年以来首次扩大规模，其矛头主要是针对中国加强日本的西南防卫。它说明，日本很可能在进一步得到美国在军事方面的承诺之后，开始有意拖延撞船事件的解决，企图继续利用其作为日本国内统一思想的由头，以利年内通过包括上述增兵计划和增加潜艇等内容的、针对中国的防卫计划大纲。

三、有美国撑腰：日本有恃无恐

美国军事介入中日钓鱼岛争议的大前提是，根据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在日本行政管辖下的领土，美国需要提供保护；小前提是，虽然美国没有明确说钓鱼岛的主权归谁，但是钓鱼岛的行政管辖权已经于1972年交给了日本，于是就有了这样的结论：钓鱼岛适用日美安保条约。

然而，这一逻辑的大前提自相矛盾，是不能成立的。因为美国既然在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上没有特定的立场，就等于美国没有认定钓鱼岛的主权属于日本，客观上存在争议。而根据国际法，不能把没有确定主权的地区说成是哪个国家领土。因此，即便美国把钓鱼岛的行政管辖权交给日本，也不构成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所讲的“领土”的要件。其次，美国当年把钓鱼岛擅自划入日本的行政管辖区之内，是美国私相授受的，是非法的、无效的，侵犯了中国的领土主权，这个逻辑的小前提也是错误的，结论根本不成立。

美国把钓鱼岛划入冲绳最早是在1953年。中美建交、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美国非但没有改正历史错误，反而在冷战后把钓鱼岛纳入日美安保条约的适用范围。正是这种荒唐行为，才使钓鱼岛问题更加复杂化，成为障碍中日关系健康发展的敏感问题和中日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

小泉政府不仅在历史问题上跟中国作对，而且在钓鱼岛问题上也做了手脚——政府从幕后走向前台。过去，日本虽然强调拥有“尖阁列岛”主权，但并不否认同中国存在争议。当时日本政府的态度比较慎重，躲在幕后，只是放任日本右翼团体人员登岛。

然而，冷战后日本的态度转趋强硬。1996年，当时的日本外相池田行彦首次提出“同中国之间不存在领土争议”。2001年之后，小泉政府开始在钓鱼岛问题上采取强势态度，政府每年3月办一次手续，从民间手中“租借”钓鱼岛，实际上是把钓鱼岛变相国有化。此后，日本海上保安厅不断在有关海域巡视。2004年，曾有7位中国的保钓人士登岛，被日本扣押，并按照“非法入境者”处理。

奥巴马政府上台之后，日本不太放心，因此主动找美国表态，结果美国再次确认“钓鱼岛适用日美安保条约”。得到美国的支持，日本更加有恃无恐。

中日关系目前处在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事态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方向：一是由于钓鱼岛领土争议的局部问题，影响中日两国战略互惠关系的大局，甚至使战略互惠关系变成战略对抗关系；一是在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大框架下，双方妥善解决具体的敏感问题。何去何从，还要看双方如何决策和选择。

美国如果继续跟日本串通一气，日本对华军事安全战略恐怕会进一步发生重大转折。中日两国的战略互惠关系可能会被掏空，甚至向战略对抗的方向发展，如此事态就严重了。

四、美国的战略本能：搞垮“世界老二”

现在，让我们把钓鱼岛风波置于更广阔的国际政治格局中，深挖问题的本源：在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微妙时刻，日本再次挑起钓鱼岛纷争，美国究竟扮演着什么角色？美国幕后给日本撑腰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美国国家安全报告多次强调，对美国构成挑战的国家和国家集团，是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换言之，美国是“世界老大”，只要谁当了“世界老二”，就必然被认定为美国的威胁。纵观二战后的历史，谁只要成为“世界老二”，就注定遭美国算计——无论是敌人还是盟友。

前苏联曾经是世界第二大强国，美国通过军备竞赛，拖垮了前苏联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其解体。日本后来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当时日本的经济学家预测，到2010年日本经济总量有可能与美国并驾齐驱。现在情况如何？美国整治、诱压日本的手段，包括捧杀日本，压日元升值，在贸易摩擦中敲打日本，敦促金融自由化，要求日本承担国际责任，等等。这一切使日本的发展模式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开始发生变化，从以前的“经济优先”战略转变为追求“政治大国”目标，其实力被严重耗散。

2010年是一个拐点，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除非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发生改变，美国在内心深处很可能本能地把中国视为最大的挑战者，上升到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高度。这是美国国家安全的战略本能，必定把中国视为最主要的“整治对象”，加以围堵、诱导和威慑。与此同时，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确实有所增加，所以中美关系必然好也好不到哪去，坏也坏不到哪去；好中有坏，坏中有好。

随着中国进一步发展壮大，美国很可能施展手段，挑拨“世界老三”搞倒“世界老二”。这就是钓鱼岛事件发生的大背景之一。

五、中国自保法则：完善国家发展模式

二战以后，在和平条件下，美国用40多年搞垮了前苏联，用20多年削弱了日本。中国如何避免步前苏联和日本的后尘？这就是未来10至30年，中国将要面临的最大战略问题。

一个国家兴衰的关键在于本国的发展模式是否符合客观规律，是否符合世界潮流和本国国情。美国利用别国的失误，使其自我削弱，从而确保了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中国若不想成为“第三个失败者”，关键就在于能否认清大国兴衰规律与国际政治的现实，完善国家发展模式，走上更好的发展道路。在处理对外关系方面，我们要加强战略筹划和横向协调，善于做好有针对性的工作，积极开展公共外交，而不能一触即跳，授人以柄。

李晓宁：

前面各任领导人，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花了很长时间让亚太地区形成了现在这样的态势。但是现在态势起了变化，一些国家的主导思想起了变化。我们首先要明白主导战略的目标是什么，再探索实现目标的手段。在思想上我们要解决一个重要问题，中国已经长大了，这样大的经济量，国力也这么强大。所以我们就要好好考虑，在这种新时期怎么办？

整个西太平洋地区，是全球制造业最集中的地区，全球能源消耗最多的地区，但是这个地区没有主要的货币交易市场，是不是搞一个交易区，由本地区的国家来定价，有很多新的问题需要跟本地区的人求同。为了使西太平洋成为一个欣欣向荣的地区，我们需要有一套非常好的主导战略目标和实施目标的程序。钓鱼岛事件其实是在提醒我们，在新时期新要素中间确定自己的新战略。谢谢大家！

（八）

前进中的“一带一路”

《战略与管理》2017年第2辑

李晓宁

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学术委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研究领域:战略问题与东西方比较研究

2013年9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同年10月3日，习近平主席出访东盟，在印度尼西亚国会讲演时，提出共同建设“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由此形成了“一带一路”重大倡议。几年下来，从战略设计到项目落实，“一带一路”倡议不断向前推进、发展和完善，同时得到了很多国家的响应和支持。截至2016年年底，已有100 多个国家表达了对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支持和参与意愿，中国与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近50 份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协议，涵盖互联互通、产能、投资、经贸、金融、科技、社会、人文、民生、海洋等合作领域。在全球贸易持续低迷的背景下，2016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总额高达9478 亿美元，服务贸易总额高达1222 亿美元。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有关机构开展了多种形式的金融合作，推动金融机构和金融服务网络化布局，创新融资机制支持“一带一路”建设。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22 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本币互换协议，总额达9822 亿元人民币。“一带一路”在国际合作中不断成长。以“一带一路”为主题的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于今年5月14日至15日在北京举行。

在全球化初露端倪之时，中国及时实施了开放战略。中国自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以来，迄今已过去39 个年头。在这三十多年里，中国的产业、贸易、金融等方面获得了高速发展，国内生产总值大幅度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改善。

时至今日，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迫切需要国际合作的新空间来促进自身的发展。“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使得中国有了新的战略发展空间。同时，这个战略也为全球很多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与机遇。

狭义的“一带一路”，沿线涉及的国家大都是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都迫切需要更多的国际支持与合作。自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发展中国家尤其需要新形式与新领域的国际合作。笔者认为在诸多选择中，改造农业应该成为首选。“一带一路”尤其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所涉及的国家，很多是干旱或半干旱地区。这些地区的农业，大都采取传统的农业种植、管理、销售等方式，不仅产量低、种苗技术落后、生产工具落后，最重要的是信息化程度很低，跟不上全球化的发展步伐，也得不到全球化的实惠。我国西部干旱与半干旱地区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民以食为天”，不解决农业问题，农村劳动力就无法释放出来，工业化进程也会步履维艰。以巴基斯坦为例，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66% 左右，农业吸收了全国47.5% 的劳动力就业。巴基斯坦的农业主要分布在印度河沿岸地区的信德省和旁遮普省，虽然近年来生产经营状况有些改善，但离现代化农业的水平还差距很远。目前，国际资本对这些干旱与半干旱地区的农业投资很有限。尤其是这些地区的农业信息情报匮乏，导致投资缺乏靶向性。

中国于20 世纪六七十年代集中力量改造农业，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种苗、水利、化肥、土壤、机械等问题，有利于农业大翻身，使得1978年改革开放后，农村能够释放出大量劳动力进入工业领域。当然，中国的“三农”领域到现在为止，仍然有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改善“一带一路”尤其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地区的农业生产状况，应是我们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时予以重点考虑的问题之一。在全球化的条件下，我们有必要联合发达国家的力量，共同优化“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经济环境，将解决农业问题作为首要任务。中国在开展“一带一路”建设的实践中会获得更多的、更加宝贵的经验，可以造福于更大范围的各国人民。

“一带一路”沿线很多国家缺电，电力供应不足以支撑工业发展。中国已经能建造100 万伏的输变电设备，建设了不少电力工程重大项目。解决电力供应问题，是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时必须高度重视的重大问题。亚洲地区是能源富集的地方，但在能源利用上却存在很多弱项。西亚地区有着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在全球总储量中占据着很大的份额。但不是所有的亚洲国家，都能从能源开发中得到实惠。离波斯湾很近的巴基斯坦就很缺油、缺电。中南半岛各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也缺电。尤其在岛国，大岛还好，小岛的供电问题比较麻烦，城市的用电还能凑合，乡村的用电十分困难。没有电，生产生活就没有了很多可能性。东南亚的水利资源十分丰富，但水电开发的水平和利用比例都很低，开发时如何处理环保和生态环境问题也很棘手。有人对东南亚水电投资的前景作了分析，预计未来三十年左右，东南亚水电市场的投资空间将近5000 亿人民币，而且还会带来持续的回报。

这样的投资前景虽让人兴奋，但我们必须做足功课。我们要了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的实况，要获取充分、准确的信息情报。调研者应当精通当地语言，知道在哪儿获取对象国家或地区的有用、有效的信息，同时又有萃取深层信息的能力。笔者在讲课时询问过很多企业家、政府领导和博士硕士们一个问题——“我国周边国家的首都名称是什么”，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能答全的。这说明，我们需要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时对参与者进行大规模、高水准的培训。参与者需要了解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文化、地理、气候、民族、宗教、资源以及工商业等方面的知识。同时，也可培训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工作人员，以增进相互了解。国家与相关省市都应组织针对“一带一路”的各种培训活动。笔者建议有条件的大学可开设“一带一路”的相关课程，作为必修的公共课。有关部门也应定期公布“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信息和数据。这一切都是为了更透彻地了解“一带一路”建设所需的各种信息，以便更精准、更高效地做好每个项目。

“一带一路”倡议要推动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还需金融的助力。现在东亚地区（包括东北亚、东南亚）在货币 交易量、货物交易量、投资额、物流量、劳动用工数量等方面，很多数据都位居世界首位了。但是，全球金融中心不在亚洲。亚洲有很活跃的金融市场，比如上海、香港、新加坡、东京等地，但还没有像纽约、伦敦这样的金融中心。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机构的建立，开创了中国金融走向世界的新起点。我们如何与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对接，怎么学习发达国家的金融经验，非常重要。这样，我们才能够准确评估资本的动向与变化，合理配置金融资源。通过我们的努力，今后必将有一个新金融中心出现在亚洲。

在今年1月16日的亚洲金融论坛上，多名嘉宾表示，在全球经济前景不明的情况下，“一带一路”建设在推动亚洲贸易和投资增长方面将发挥重要作用，而这也有助于稳定全球经济。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说，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建设涵盖区域广大，有助于推动亚洲的贸易和投资增长。他认为，“一带一路”建设是尊重各国差异、增进互联互通的包容性倡议，可被视为“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回应”。匈牙利经济部长沃尔高•米哈伊说，作为中欧国家，匈牙利近年来重视加强与亚洲的互联互通，也正是由于将对外政策调整为“向东看”，匈牙利才得以走出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困境。他强调，作为欧亚联通的“门户”，匈牙利支持“一带一路”建设，看好其对于拉动需求、推动增长的作用。伊朗财经部副部长穆罕默德•哈扎伊说，对包括伊朗在内的沿线国家而言，“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巨大好处，既包括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机构对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促进，也包括该倡议为沿线国家和地区带来的更多合作机会。

亚洲的进一步发展，离不开“一带一路”建设的助推作用。全球化的核心动力是科学技术的进步。科技创新也是“一带一路”顺利前行的关键动力。现代农业、现代制造业、现代交通和通讯、现代教育培训等无一不是现代化的科技成果的集成。套用欧阳修的词，“笑问现代两字怎生书”，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样的现代化呢？我们最需要的是信息的现代化！古代兵法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现代人得说“项目未到，信息先行”。举个例子，光缆项目在中国国内竞争激烈，生意很不好做，但在东南亚，光缆线路非常稀缺，有很大的潜在市场。国内电线线缆的产能也严重过剩，而“一带一路”沿线很多国家电力供应不足，随着它们经济的发展，线缆需求必将大幅增长。这是信息现代化所需的硬件设施，相关的软件设施也需要我们高度重视和大力投入。

此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东南亚地区有着种类繁多的动植物，比如菲律宾、老挝、柬埔寨、缅甸、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都有着极丰富、极珍贵的物种资源。但是，不少物种现在正处于濒危状态。这是人类的宝藏，需要很好地保护，也需要科学地萃取和开发，从而给人类带来福祉。农作物品种的改良和生物制药业的发展，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些宝贵的物种资源。当年袁隆平就是在海南三亚发现了野水稻种，通过杂交技术，培育出了高产的籼型水稻。

在“一带一路”的建设过程中，如何加强与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沿线国家的合作，如何科学地开发当地的资源和市场，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应当搭建交流的平台，可建立“一带一路”巡回论坛机制，每年由一个沿线国家主办。我们要让更多的企业家、政府官员和民众，有更多的机会了解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信息，从而更加广泛、高效地开展合作。笔者给企业家讲课时常说一句话：“先交际，后交易。”这句话说的就是要先了解对方，了解全局，获得更多信息情报以供分析，在交际中研判是否可互通有无，是否可进行后续合作。与“一带一路”相关的各种研讨会和培训活动，都应当科学合理地举办，不要浪费资源、机会和情感。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与地区，都应建立起长效的交流机制，增进相互了解，互通信息情报，尤其要经常进行高水平的讨论。讨论要直指问题，具有极强的靶向性。这样才能实事求是，才能真正解决问题，具备极强的纠错和调整能力。只有更了解对方，相互之间才能更理解；只有议题更贴切，相互关系才能更融合。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崛起的中国和崛起的亚洲，将会给世界带来新的价值，带来更大的贡献。

最后，套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里的两段话作为本文结语：

共建“一带一路”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

共建“一带一路”符合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彰显人类社会共同理想和美好追求，是国际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将为世界和平发展增添新的正能量。

共建“一带一路”致力于亚欧非大陆及附近海洋的互联互通，建立和加强沿线各国互联互通伙伴关系，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实现沿线各国多元、自主、平衡、可持续的发展。“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项目将推动沿线各国发展战略的对接与耦合，发掘区域内市场的潜力，促进投资和消费，创造需求和就业，增进沿线各国人民的人文交流与文明互鉴，让各国人民相逢相知、互信互敬，共享和谐、安宁、富裕的生活。